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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走进现实:国际政治领域中性别视角的缺失(19)
发布时间:2022-03-15 22:23:50  点击次数:次    

 胡传荣
    近几年来,女性研究在我国取得较为长足的进展,尤其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社会性别概念的引进,使我国学者得以通过探寻男女两性不平等关系形成与发展的机制,深化对“性别歧视”、“妇女发展”等概念的理解,促使社会性别意识向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主流学科的不断渗透。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政治领域,便可再清楚不过地看到,社会性别视角在其中基本上是一个盲点;改革开放后国际政治发展迄今的20年来,无论是关于国际格局,大国关系等全局性研究还是在局部性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只有事关国家安全、政局变幻和经济态势等所谓“高级政治”的课题才能被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教育部研究基金和地方基金立项; 国际政治中的女权主义学派仅由个别知名学者在引进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过程中作过某些介绍ƒ,大多数人对此倍感陌生和惊诧; 基层单位的一些试图将后者纳入国际政治研究的人员常常受到“不务正业”之类的指责。这种状况与西方近年来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书籍迭出、社会性别被普遍纳入区域和国别研究之不可或缺的一个视角、 甚至被作为影响国家利益的因素加以探讨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社会性别视角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缺失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中诸种因素的作用。在此,笔者拟抛砖引玉,对其作一番初步的思考,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ZK(〗现行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内部的男性中心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以分析国际事务和指导外交实践的基本准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
  我国有着长达150多年的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 历经数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抗争方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我国在当今基本上由发达国家制订游
戏规则的世界格局中时常处于“挨整”的不利地位,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需要一个和平与安宁的国际环境,这便要求政府在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过程中必须熟悉和利用全球各大国处理外交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准则——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以谋求保持和扩大乃至争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为宗旨的现实主义,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把握主动。而现实主义恰恰是男性经验、利益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萌芽最早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者、政治哲学家马家基雅维利论述重视权力、利益冲突的政治观的《君主论》、《战争艺术》等一系列
著作中。在其向君王进言的《演讲录》中有一个不加掩饰地宣扬“女祸论”的章节——“国家如何因为女人而垮台”。马基雅维利主张将公共领域(政治、军事、外交等)和私人领域(家庭、婚姻等)分划为男女两性各自的归属,且上述二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彻底分离。由此推论,政治家不应以其私德来评价,而对妇女的评判标准却只能是后者。现实主义理论的另一位先行者——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则通过描述人类社会在缺少最高权威情况下的无政府状态——充满暴力和战争,“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状态揭示国际政治中的阴暗面,认为必须通过每个人将自己的部分自由交给一个强大的权威的方式解决享有任何自由这一问题。而妇女因在自然状态下较男子容易被征服及有着向征服者提供家庭服务的长久义务,无法获得独立个体的地位而不宜被授予与社会权威订立契约即享有公民权,妇女被公然排挤出国际政治领域。而于本世纪30年代出现,40至50年代形成完整体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因妇女参政权利的逐步获得而戴上性别中立的面具,但其重要观点无不来源于以上论述。如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课题显然来自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一般的道德原则不适用于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准则出自马基雅维利有关作为国家代表和化身的君主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地追求自身统治和国家政权巩固的论断,等等。其以国家为行为主体,以政治家(stateman,突出对其男性身份的强调)为行为中枢,以追求根据权力定义的利益为基本目标,侧重于政府间围绕战争与和平,均势与安全等问题所展开的交往的基本设定使作为整体的妇女及其利益和行为,甚至包括旨在增进各国相互了解,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的种种举措如各国妇女组织间的交往,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和平运动等因其非官方性质而被拒之门外或至多被放在边缘位置。其基本概念——战略格局、安全、均势等更是建立在男子以“正义战士”的主角形象出现,而妇女被置于由前者保卫以及通过支持前者作战的“美好心灵”认同国家决策的配角地位的争霸战争(热战及冷战)的基础之上,妇女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应地受到排斥。同时,现实主义理论正式形成和走向鼎盛的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恰逢冷战初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治上趋于保守,男女平等,妇女参政等作为共产主义的象征受到抨击,代之而起的是对以持家理财、相夫教子的消费者角色为主要特征的“女性的奥秘”的宣扬,以通过将妇女描绘成柔弱的家庭主妇形象反衬将给家庭带来毁灭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可怕和国家在冷战中加强国防的需要,造成妇女与政治领域的分离,强化了国际政治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以此为圭臬的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包括我国的)自然无社会性别视角可言。
  当然,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我国政府于1995年成功地举办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江泽民主席有关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讲话,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出的“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庄严承诺以及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我国政府密切关注传统上被列入“低级政治”之列的国际妇女事业的积极形象。但是,会议过后,此主题便悄然褪去,当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国际问题研究”栏目中无“妇女”类选题便是明证。
    二、我国国际政治学界的急功近利
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基于从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吸取经验教训,实现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家安全等需要出发加强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我国的国际政治
研究因之而开展得颇为轰轰烈烈。但是,在当前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潮中,研究经费的短缺使国家只能将其划拨给有关部门最需要了解和解决的一些问题的研究;生活待遇的低下和(或)争取早日成就一番大业的愿望令许多科研人员迫不急待地抢课题、赶任务、想对策、提建议,以至国际政治研究呈现出“撞击—反射”式的实用型研究过多,严谨、深刻的理论思考偏少的不平衡局面;且除了欧美外交与理论界最为流行并能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现实主义学派外,其他流派很少为大多数中国学者熟悉和运用,于80年代未正式成型的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说更是此。目前通过引进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创建合乎我国国情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工作正在进行,国际政治学中的女权主义派别也通过有关专家的认真介绍开始为圈内人士所了解。然而,一来是当今的世界依然是各大国及其领导人纵横捭阖的天下,需要的仍然是铁腕加谋略的男性化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虽然近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妇女组织)和包括妇女运动在内的各类社会运动的力量大大增强,但还远不足以改变国际政治主体的布局;二来是女权主义国际政治思潮本身存在过于偏重对国际政治理论各派别中男性本位文化的批判、忽视自身理论的构建,“破”与“立”二者处于失调状态的弱点,因而很难对当今国际形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经济和文化因素产生影响。
    三、 我国妇女运动的特殊道路形成的对国家利益的自觉或不自觉认同 
    与因在男性所主导的社会变革中倍受排斥而忿然发起,以在政治上、文化上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为特征的西方女权运动不同,我国的妇女解放运
动兴起于国家饱经内忧外患的年代,受到因出于对中国前途的关注或因怀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对妇女的命运倾注了深切关怀的男性革命领袖的领导、支持和帮助,它从最初起便与整个国家反对封建主义压迫,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斗争同甘苦、共命运,妇女的社会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宪法和各项法律中迅速得以确立。我国妇女在国家受尽屈辱的年代中的悲惨遭遇及其争取解放的斗争与国家、民族的休戚相关的事实使之自觉地将本性别群体的利益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妇女运动避免以“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为指导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权运动过分在重自我实现和妇女自身的解放、盲目提倡与男性以及作为其代表的国家的对立,缺乏对人类总体命运的终极关怀,背离社会发展主流的弊端,另一方面却无视妇女因历史的现实中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发展滞后于男性的明显事实,简单地以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取代作为特定性别群体的妇女的利益;而建国以来长达20年的极左思潮更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抹煞各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强化对国家利益的无条件服从,具体到社会性别关系上,便是以“男女都一样”的原则,抛弃对自身性别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的认同。“左”患肆虐的年代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其导致绝大部分男性和部分女性在社会性别观上的两个极端:或将宪法和法律中男女平等权利的确立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男女平等的完全实现,并以此作为各项决策与研究背后的性别预设架构;或面对改革开放后妇女以往所享有的由国家以行政手段保护的各项权益受到挑战的现实而将其视为“问题”成堆的弱势群体,其突出地表现为在有关课题立项的指南中总是把“妇女”列为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类和学者们总是将“妇女”,和“问题”这两个词语搭配在一起。而市场经济潮流冲击下女性被物化、商品化的可悲现实更令人们淡化乃至忘却了妇女作为社会前进之动力的主体性,只看到她们受社会变迁影响的一面,对妇女进步给予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却置若罔闻。在以男性及其价值观念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界,不少人以为国家对外交往的发展、安全的维护、国外发展经验的吸取等自然而然地囊括了妇女的利益,将社会性别视角从国际政治的全局性和区域、国别类研究中剔除;或将妇女发展及地位的提高作为国内问题置之度外,形成“妇女”和“国际政治”的两厢隔绝和对立,而很少像美国国际政治领域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那样开始关注和思索全球化条件下妇女的生存状况,社会地位及其变化等对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本国利益的影响。
    四、我国女性研究自身的不足
  我国的女性研究源于改革开放后妇女地位在经济、政治机制转换过程中受到冲击而引发的种种问题,其出发点是在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寻求国家与妇女利益二者的协调。这使该领域偏重于对现状和问题的探讨,以服务于现实的妇女运动理论上的求索和思考偏弱;当前,尽管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指出,女性研究必须以国内改革发展和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大趋势为出发点加以规划,但许多人依然滞留在就妇女论妇女,就社会性别研究社会性别的初级阶段,造成社会性别因素与阶级、种族、民族等相关社会因素及其所处的空间宏观背景的割裂;除此之外,个别急于求取功名之士不是本着对妇女命运的关切,而是因女性研究容易入门而在未曾接受社会性别意识的系统熏陶和检讨自己的性别立场的情况下匆匆加入研究队伍,以至这片亟待拓荒的领域内杂草丛生,令圈外人士,特别是以男性为主的国际政治界将其误解为毋需博大精深的知识,不需要了解国内国际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便可着手研究的社会问题并对其漠然视之,或至多以居高临下的同情态度将其置于国际政治的边缘地带。
  我国国际政治领域社会性别视角缺失的改变,关键在于将社会性别意识作为有利于人类走向真正的民主、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进步观念之一加以弘扬,在使社会充分认识到妇女利益与其根本和长远利益总体上一致的同时,清楚地看到两者发展因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所形成的非同步性,既避免妇女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简单混淆,又防止片面地将妇女视为有待扶助和关照的“包袱”群体。在此进程中,必须拓展社会性别意识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定义阐释之外的含义,使之作为一个从确立女性主体地位的立场出发,从内部对既有知识进行反思和改造,探索不同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新思维的新视角,为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掌握。这种新视角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主要体现为西方女权主义研究者除批评性别歧视的诸多表现外,依据“个人的是政治的”原则,提升妇女地位、伦理道德、民族问题等传统上所谓的“低级政治”的意义,以及从改造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出发,反思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政治主流学派的基本概念、定义和理论,确立男女两性在此领域中尊严和价值的平等。目前,我国的一些学者提出注意非政府组织在该国政治中作用的问题,为填补社会性别视角的空白提供了良机。为此尤其需要提高该学科中女学者的社会性别敏感程度。而从女性研究的角度看,应当告别封闭、走向开放,在引进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同时运用阶级、种族、民族等其他视角,吸收其他学科,包括国际政治学最新知识,拓展研究视野,努力消除与后者的隔阂,并通过遵守其他学科的基本规则而逐步进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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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荣: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见1995、1996和1997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国家教委研究基金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指南。

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逸舟先生在其著作《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曾辟专章介绍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派(见该书第十六章“女权主义”,第616—642页)。值得一提的是,王逸舟先生不仅向国内的国际治学者於介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还热诚鼓励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对其有兴趣的女科研人员大胆地成为该学说在国内的开拓者。

刘白红,“性别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方法》1998年第6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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