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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创新的四个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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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燕  莫文斌

华中师范大学  湖南女子大学

 

       摘要:社会科学创新的本质是方法和路径的创新,其实现的形式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把社会科学的生长点建立在社会需要的平台上;其次,以超越社会现实为前提,重建对文化资源的使用模式;再次,把建立知识理论公共领域作为推进研究和创新的阶梯;最后,建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

       关键词:  社会科学创新;社会需要;文化资源;知识理论公共领域;自然科学

       作者简介:祝平燕,女,(1964~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哲学、社会学和女性学的研究;莫文斌,女,(1968~ ),湖南女子大学工会高级政工师,主要从事社会学和女性学研究。

 

        创新就是再创造,在人类文明活动中不仅需要创造,而且需要创新。因为创造出来的文化新质一经使用就会被模式化,新质的价值就被局限在某种模式中创新是对某种使用模式的突破,从而扩大文化的价值。创新比创造要容易,但经济和社会价值却可能更高,通过创新扩大创造的成果,既降低了社会实践成本,又提高了社会实践效率。对创造实践来说,创新是实践活动的目的的延续。

        社会科学创新的目的主要是探索和研究人类社会,以发现和理解人类社会的真实存在。创新对社会科学来说只有方法论的意义。为了发现的目的,需要对社会科学活动进行创新,包括方法的、途径的和理论形式的。因此,社会科学创新有它的特殊含义,概括起来有个方面。

       一、以社会需要为核心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既作为人类活动的对象,具有客体的性质,又作为人类活动的存在方式而具有主体的性质。人类社会的两重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立足点应该是社会需要。

        社会科学的职能是对社会对象的事实描述和本质揭示,社会科学创新不同于技术的创新,它不是指向对象而是指向自身,是对象的变化和需要对研究提出的创新要求。社会科学创新就是它指向的社会存在之新。如何抓住社会存在之新,这并不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能够做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就产生了社会科学自身的创新问题,即创新理论。针对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的现状,我们认为创新理论的最大问题是改变过去那种社会理论反映社会存在的思维框架,把社会需要作为社会存在的核心来把握,把社会理论的立足点建立在社会需要之上。

        社会需要是社会存在中最活跃、最现实、最有生命力的因素。当我们说到社会存在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对同一个内容既可以看作客体,是主体活动的对象化存在,因而它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对我们的活动有约束力,但是它作为一种客体的存在就不直接的显示主体的要求;也可以看作主体性的存在,社会运动是实践活动的社会表现,因而是主体性的,表现人的主观意志。社会需要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因素。单纯作为客体的社会存在就不存在需要问题,他是自足的运动,单纯作为主体性的社会存在,它只能提出主体的需要。只有把社会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结合起来才有社会需要。、例如普及中小学教育的需要就是一个社会需要,因为它既是社会公平、社会效率、社会进步、社会完善的需要,又是人的自身发展、素质提高、劳动能力、享受生活等的需要,两种需要重叠的就是社会需要,而只有社会需要的研究才能够准确把握社会存在。另外,在社会存在中,只有社会需要是活的因素,它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能够推动社会实践的展开和深化。一些需要满足了,就会产生新的需要,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和方式就是社会进步的实际过程。社会存在中的任何因素、任何规律,都只有通过社会需要才能成为活的因素。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寻找那些最能够反映社会存在本质的社会需要,研究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对新的社会需要的发现和研究就是社会科学创新的本质规定。

        社会需要作为社会存在的特殊因素,它包含着社会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统一的可能性。一个社会需要的出现总有某种客观依据,因为需要不同于主观愿望,它指向具体对象,表示着对已有文化的某种缺乏,而不可能凭空想像出需要。古代人虽然有对交通和通讯的愿望,却不会有对汽车和电话的需要。近代出现了发动机和机械传动装置,才可能创造出汽车,而创造的结果才会引起社会需要。所以,社会需要具有社会客体的性质。然而社会需要又是以主体的形式存在,需要都是人提出来的,包含着主体方面的根据,在主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同样的文化存在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因此,社会需要作为社会科学对象的核心,就实际地把握了社会存在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

        以社会需要为核心创新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的社会需要大量出现,而原来的需要则正在消失,研究新的社会需要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是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对于新的社会需要从历史发展阶段的总体上说,“科学发展观”是政治理念的概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社会和人的结合体现了社会需要,是主体和客体统一在现阶段的现实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作出了范例。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基本问题是,一方面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2)没有发展存在没有意义,一方面要和谐,和谐是指社会各方面的建设和相互关系。这两个方面是客体性的需要,“以人为本”则是主体性的需要,转型不仅是社会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是人的问题;前者是对主体来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条件,后者是对客体来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主观要求。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成为社会需要,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就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做。

       二、重建对文化资源的使用模式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

        文化资源对社会科学研究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认识文化资源的关键。社会科学的成果,对后来的社会科学活动来说就是文化资源。文化资源不是外在于社会科学活动的东西,而是它自己活动的结果,自己的历史,因而就是它自身,只是文化资源的存在形式是相对独立的,具有客观的性质。因此,如何使用文化资源也就是如何对待社会科学自身的问题。

        在社会科学活动中,对文化资源的使用方式会产生模式化,而且通过模式化能够提高这种使用方式的效益。文化资源的使用方式与社会科学的功能实现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使用什么样的文化资源以及如何使用,就决定了相应的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例如,西方社会科学就经历了古希腊哲学的、古罗马政治的、中世纪神学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和近代来自自然科学的文化资源使用模式。

        一种文化资源使用模式一经产生,又会与相应的社会发展阶段相互依存,从社会现实中获得模式存在的根据和生命力。一方面,只有这种使用方式才能使理论满足社会需要,适合社会的接受心理。如果改变了使用方式就会使社会产生陌生感,同样的文化资源却不能为社会认同。因此,只有这种使用方式才被社会视为合理的方式,只有这种使用方式产生的理论才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一定的使用方式也与一定的社会需要相对应,使用方式在精神上对相应的社会需要起着强化和巩固的作用。

        社会科学创新从文化资源使用来说,就是改变已有的使用模式,发明新的使用方式,并逐步建立新的使用模式。文化资源形成以后是不变的,研究也不是去改变它。但是文化资源存在方式可以改变,它就像一个仓库,材料虽然没有变,但是位置可以改变,管理方式可以改变,使用系统可以改变。文化资源的存在是死的,而且应该让它死去,就是说他已经承载着历史的信息,我们已经没有权利去改变。但使用的方法不应该是死的,相反是需要不断的去激活,转换视角、改进工具、深化理论、假设尝试等,从而使用的方面活起来。创新在文化资源使用上,就意味着让有的复活,有的死去。在这样一种改变过程中,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就产生了。

        然而改变文化资源使用方式不是从它自身开始的,而是要在观念上超越社会现实才能够做到。社会现实中的需要都与文化资源的原有模式相一致,它们相互适应又互相支持着,因而从这里看不到需要和出发点,也不存在改变的根据和动力。只有超越社会现实,从未来发展寻找社会需要,从未来需要提出假说,然后去使用文化资源。这时,一开始文化资源的作用必然是注释,是一种从假说到文化资源的反向回朔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激活了一部分文化资源。然后,又开始从文化资源到假说的正向推动作用,也是从原因到结果的论证活动,这时候能够逐步建立起新的使用方法并发现其中的必然联系,在不断扩大它们的联系过程中,建立起新的文化资源使用模式。

        传统观念往往背上文化资源的包袱,不能跳出那种使用模式,甚至看似对立的态度,实际上却在同一个模式中。突破旧的使用模式不是靠争论,不是在思想中进行,而要超越社会现实才能实现。例如,近代史上的“体”、“用”之争,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一种文化情结。无论体说或用说,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是同一个社会现实,在社会现实中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从超越社会现实来说,这两个概念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就暴露出来,它们不能解决虚拟化出来的未来社会问题,不能满足那种情况下的社会需要,它们就变得没有意义,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超越社会现实是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定之一。社会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方面,本质是基础理论,基础理论研究状况是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就基础理论研究来说,它与超越社会现实是一致的,没有超越就没有研究。所谓超越社会现实,就是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真正使社会作为客体、对象存在,也可以说是把反思活动直观化。离社会现实太近甚至处在现实实践活动之中,就无法把他对象化,即使是达到某种对象化也是很浅近的,长期以来为什么我们没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被束缚在当下的实践活动中,既不能超越它也不能深思它,而社会实践的东西也像旋风般地匆匆而过,所以我们也不敢离开它,实际上我们就处在这种困境中。然而,基础理论研究恰恰不是总在参与现实的活动,而常常是观察、试验、对比和形而上学的追问。是把现实放在各种坐标系统中研究,是抽象现实的结果,是揭示其活动的逻辑特性,其最高目标是提出关于未来的假说。从理论的本质来说,一个理论的成立必须是以自身逻辑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借助实践的、经验的等外部因素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础理论研究应该相对离开实际,否则理论永远不能成熟起来,也因此不可能实现理论的最高价值。

       三、开发知识理论公共领域建立社会科学发展的“金字塔”结构

        进入信息化时代是社会科学创新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新技术对社会科学产生的作用如此惊人,以至人们不得不重新看待社会科学活动的形式和它的可能性。然而对社会科学的自身建设来说最大的作用莫过于推动公共领域的开发。

        公共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的产物,是社会科学创新的时代特征。公共领域包括社会科学的一切内容。1、共识。公共领域是整合研究成果的基地,是对不同领域的成果、同一领域研究的不同成果的再次研究,不仅存放成果原本,而且进行再次研究形成新成果。对研究主体之间的争论提供直接的互动条件,促进争论,加速融合。在共识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不断地推进社会的研究起点。2、共享。对文化资源和研究成果提供全方位的共享条件,通过公共领域的研究活动,使文化资源和成果真正成为共同享有的材料。从而能够实现研究主体的平等竞争,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缩短进入前沿的距离和时间。3、信息化。公共领域作为社科学新领域,把文化资源和成果信息化,为研究和普及提供快捷机制。对一个成果的信息化程度越高,其实际价值就越大,它起到了开发成果价值,提高成果使用率的作用。可以说,信息化过程直接就是科研和社会的创新过程,它能够产生远远超出成果自身价值的价值。4、社会科学管理中心。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管理工作大部分转移到公共领域,形成导向、协调、评价的中心。在管理功能上大大提高了效率,实现了最大程度的社会化。因而,有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进入公共领域中作为公共领域研究和活动的人员,只有较少的科研人员专门从事技术无法代替的前沿研究。

        公共领域由于以技术为基础,实质上实现的是技术的力量和价值,因此,它的工作是创新性的,而不是原创性的。从这一点看,公共领域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主要的,而科学价值则是第二位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它的地位不重要。就科研的本质来说是个体性的,任何成果的产生形式都必然是个体性的。所谓共同成果只是就其中的成份和部分或者完善的程度而言,作为一个成果的核心来说,它必须是个体的形式。那么,作为公共领域,对个体研究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呢?实质上是代替了个体性中的共性部分。个体研究活动是一个宝塔式的推进过程,个性化研究程度越高,其共性的基础就要越大。越来越大的共性基础就会成为个性研究发展的沉重负担,它大大限制了人类智力的实现高度。古代人的智力并不比现代人差,但是他们所能够实现的东西却十分有限,原因是作为共性的基础使他们负担不了。公共领域承担和不断推进共性的基础建设,化简了共性与个性之间的不断复杂的关系,使个性化研究随时都能够建立在强大的共性基础上,就使个性化研究或者说原创性研究能够长足地发展。

        公共领域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推动文化的民族性向全人类扩展。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共同的文化创造,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重要,充分利用世界文化资源已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邓小平说:“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3) “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 (4)(P43)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我们长期发展的方向,我们如何才能使它充分发挥出对社会科学创新的推动作用呢?建立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领域是有效途径。公共领域是一种具有综合性功能的社会平台,它通过对信息的多层次、多方向、多类型的研究加工,不仅提高信息吸收的效率,而且推动文化的对外传播。

       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盟是科学进步的共同要求         

        社会科学的创新也必然让我们考虑到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是一个真正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界”,这也是社会科学创新要澄清的一个前提问题。因为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会发现这本身就是一次创新,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盟的研究方法。作为科学,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有共同的本质,联盟是完全合乎他们的本性的。过去我们认为象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人口论等,他们把自然规律用在社会中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是错误的,难道是因为社会生活中不存在自然的东西,或是社会物质运动不包含自然物质运动,或是社会规律中不包含自然规律的作用。其实还可以进一步问:究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什么样的关系?自然与社会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的时候说他没有看到“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5)(77)自然科学的目的和材料都是来自社会的,显然这表明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包含着自然。既然包含自然界也就不言而喻它存在着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规律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因而自然科学也用于社会研究就理所当然了。

        反过来说社会科学也一样,只是由于社会科学远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成熟,这在今天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基本上一样,而且社会科学研究要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地位,仍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是因为社会本身不成熟造成的制约。但是社会科学在本质上也包含自然界的对象,它们之间还有更多的一致性需要我们去发现。马克思说“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6)(90)他并没有说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而且这也与他对自然与社会统一性的思想一致,可见是指他们的共同本质。既然是共同本质则研究的原则就是相同的,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是一样的要求。过去我们往往混淆了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成果应用这两个不同的事物,不是把利益与应用结合,而是与研究结合,结果是人为的限制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即使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它遵循的规律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人可以选择他的活动,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遵循的规律也不同,即使在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说历史规律必然的存在而其作用仍然是偶然的。因此,对社会科学的深入认识也是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对社会科学的本质和目的来说,创新就是让社会科学活动更加符合它的科学本质,按照自己固有的职能和性质去探索和研究社会对象,它的结果只能是发现本来存在的东西,把自在的存在变为自觉的存在。对社会科学的创新不是改变它的历史或它自身,而是改变自己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也就是改变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方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A)·北京:人民日报,2003,10,22

       (2)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

       (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4)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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