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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努瑞拉相遇——生孩子
发布时间:2007-03-16 14:02:53  点击次数:1045次    [ 进入论坛]

爱敌人孩子的哈萨克人,一代一代也要面临自己孩子的夭折

    第一胎生帕肯,努瑞拉什么也不懂,阳水先破,那时卫生院没有病房,医生和护士都到家里来接生,生了帕肯后第三天,“我觉得身体好一些了,就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觉得在家生孩子,那些被子褥子都要洗一下。那时候,年轻,什么也不懂,老公工作忙,婆婆也不懂。婆婆给我烧了一大锅热水,我就开始洗,洗了一整天。到了晚上两三点钟,我醒了,就觉得天晕地转,然后发高烧,昏迷,十几天都没有退烧。”

    后来抢救过来,就开始贫血。人瘦得很厉害。原来体重56公斤,病后就有38公斤,所有的亲戚都说不怎么认识她了。这时一个医生说她又得了肾盂肾炎,开始吃消炎药、打消炎针。又说是胃炎,胃痛得很,又是肚子疼,说是十二指肠溃疡,不断地吃消炎药。但是总是好一好、坏一坏的,两年以后找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给看了一下,医生说,你只是因为身体弱,瘦得太快了,你的胃、肾下垂,不是什么炎症。吃了那么多消炎药,不仅是白吃了,还有副作用。

    这个名医给开了一个方子,让我把中药的补中益气丸当饭吃,每次少吃一点,每天多吃几次,就这样吃了一个月后,身体就开始复原了。

    这时候又怀孕了,到了怀孕七个月时,有一天忽然出了一点血,问婆婆 ,婆婆说没关系,这样生出来的娃娃漂亮。请了两天病假又上班了。

    那个时候,是半天在医院上班,半天劳动。医院里自己养的牛、羊、马,需要打草、种饲料。那时每月还有一个星期的全天劳动,到公社参加集体劳动,都是重体力活。结果一上班就不对劲,医生听说后要她赶紧回家保胎,保了一个多月,有一天还是大出血了。

   医生和护士到家里来一看,说不行了,赶快送阿勒泰抢救。

   “大出血的时候,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说不出话,四肢无力动弹,但是能听懂医生们的对话,他们说,很危险,要做剖腹产手术。要找O型血的人输血等等。”

     努瑞拉听到一个男娃娃响亮的哭声。我问女娃娃和男娃娃哭的声音不一样吗?努瑞拉说不一样,女娃娃的哭声细细的。

     努瑞拉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活不成了。这个孩子本身不足月,又没有妈妈,也许死了更好一些。他们曾经养过一个小叔叔的孩子,孩子的妈妈死了,小孩子营养不够,身体不好,长得也难看,也很不聪明,小小年纪就脏脏的,不肯学习,也不干活,总之很可怜。还不如死了还好一些。

    由于大人处在危险和抢救中,孩子也没人照顾,出生第三天,由于受凉引发肺炎死了。而努瑞拉经过十天抢救,醒过来了,醒来问娃娃呢,医生还说娃娃好着呢。

    那次大出血后就努瑞拉贫血更加重了,但40天后照样上班。她经常在办公室就睡着了,有时候干农活时会晕倒。所以再一次怀孕时很不好,三个月时得了妊娠中毒,浑身肿,老公用自行车推她去了阿勒泰,医生说妊娠中毒对孩子损坏已经比较大了,要打胎刮宫。

    “那真是痛苦极了,很疼,孩子打下来有那么大一砣肉。医生说已经能看出来了,是男孩,问我要不要。当时我身体很难受,就说不要。现在想来......后悔,我们民族风俗就是还要把它埋了,承认它是一个生命。”

      每次怀孕生孩子都吃很大的亏,这次打胎,规定的假期只有十五天,打胎之后还要治疗妊娠中毒。所以十五天后又开始干重体力活,身体很吃亏。后来又流产了一个孩子,只有五十天的生命。

     第五个孩子又怀上了。这次格外小心。不干重活,加强营养。但是到了7个月,还是妊娠中毒。医生知道了她的病历,说你不要命了吗?她还是想要这个孩子,吃了一些药后,妊娠中毒减轻了,肿消了很多,但是医生说你以前治疗肾炎时吃的药,对这个孩子有影响,这个孩子太小了,生出来可能也有问题,所以又引产了。

     第六个孩子,努瑞拉说一定要这个孩子。7、8个月左右,身体还是有点肿,最糟的是还是胎位不正,是横位,快临产是还发现脐带绕着孩子了。医生一直在想办法,最后说还是做剖腹产吧。努瑞拉坚决不同意,医生只好用产钳去夹,努瑞拉说:“那个孩子如果是夹在头部,孩子脑子肯定会受影响。幸亏是夹在孩子的屁股上。孩子到现在屁股两边还有印记。”

     夹在屁股上,那孩子的头和脚势必要同时出来,我和我的女朋友生孩子时,都会因为孩子头太大而剧烈疼痛,有的会生不出来剧痛十几个小时,有的会有撕裂,然后作缝合手术,都是痛苦之极的事情,所以我简直无法想象孩子的头和脚同时出来,我吃惊地望着她,努瑞拉闭着眼睛摇着头说:“医生说你硬不同意剖腹产,就别怕疼,不许叫。”

     努瑞拉就这样生下了第六个孩子玛耶努尔,当时就上了一个环,她再也不想生孩子了。

    我打翻了一杯水,水浸湿了一大片沙发,我盖着毛毯,依然能感觉到那很快变凉的水的思想,它似乎是让我离开沙发,固执,还有做作出来的冷酷。

 

    “现在人们都知道生孩子上医院,做月子。甚至来月经都很注意。那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多好的身体也会弄坏。”

     这么多的生命会因为这么多的原因夭折,这是我从没有体会过的。卫生院的主治医师库丽迁说:现在孩子出生的成活率基本上是100%,就十多年前,生孩子还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死亡的过程。

     后来我有一次问了帕肯,她生娜娜是剖腹产,因为胎位不正。当时有一个医生说,刨腹产后几小时会疼,像生孩子一样疼,可以吃一种药,就不会疼。也不知道是不是吃药的原因,从此就不想吃饭,没有食欲,以至于得了严重的贫血症。

 

(努瑞拉写的)

六个孩子,六次艰难的临盆

   我结婚不久,就怀上了大女儿帕肯。那时,我的身体很好,我以为任何疾病都不会靠近我。怀孕期间,我也参加了机关安排的体力劳动,从不请假旷工,也不知道检查一下胎儿的情况。

    有一天下午回家,吃了晚饭就开始洗衣服,第二天是休息日。我将一部分大件衣服泡在大洗衣盆里,准备第二天再洗。那天夜里,我的肚子开始阵痛,痛得我大汗淋漓。医生来看了说胎位不正,是横位,好在胎儿很小,所以医生们终于平安地为我接了生。三天之后,我的体力有了一些恢复,精神也好了起来。我是一个十分喜爱清洁的人,所以忍受不了分娩前后的脏污和不洁,而在分娩过程中,我的衣服和睡床都被弄脏了。三天前我自己泡的那一堆衣服还在洗衣盆里,没有人帮我洗衣服。我想让丈夫为我洗衣服,可婆婆不肯,说不能让男人干女人的事儿,所以我没有让他干家务活儿。而他也没有主动地帮助我。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比较多,婆婆也腾不出手来。最后,我只好自己起身洗了那盆衣服,也洗了澡。然后舒舒服服地入睡了。半夜时分,我突然惊醒了,呼吸困难,发起了高烧。半夜不便叫医生。之后我发烧高达四十度,甚至说起了胡话。第二天之后,高烧依然不退,所以只好打了十五天吊针。从那以后各种疾病一直缠着我,一个接一个地袭击我。直到现在,我的身体还是病病恹恹的。

    七二年初,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正在这时,我患了肾炎。医生说必须去做流产。所以,他们给我打了催产的针剂,并让我后天一大早来医院。我和丈夫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家中,病上加病,我痛苦万分。到了那一天,丈夫用自行车驮上我到了医院妇产科。很快医生让我仰面躺在产床上。胎儿没有被催生下来,医生给我刮了宫。站在医生旁边的一位护士说:“瞧,这是一个男孩儿,真可惜!”护士同时又安慰了我。他们将死婴包在一块布里边,问我是不是要带走。我当时十分难受,所以没有多想就说不带了。(当然以后我很后悔)。走出产房之后,我显得很虚弱,所以医生让我躺在木质长椅上,给我输了液,并打了葡萄糖。我在那儿躺了两、三个小时。很晚了,我们才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家中。那时的道路不平,坑坑洼洼的,城里和乡里相隔二十公里。在一些陡坡路上,阿赛姆汗驮不动我,我就下来步行,流出来的血把我的衣裙都染红了,我十分疲惫地回到了家中。单位上给了我十五天假。身体好了之后,我就上班了。

    三个月之后,我又怀孕了,这是我的第三个孩子。那时,女人们还不太懂避孕。我在医院从事出纳工作。到了冬天,工作也不太繁重,但家务活太重了。怀孕五个月之后,由于太累,我开始见红。我的一位姨妈说我应当休息,而婆婆则不愿意,说见了红有什么关系,见了红之后生出来的孩子脸是红润润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见红,只是忌讳地将裙摆用粗针大线缝儿圈,照样干活。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少见多怪。说着让人们拿来针线,准备将我的裙摆也缝几圈。她们想把我的套裙的下摆缝一缝,而我坚持让她们缝我的内裙。她们用粗针大线将我的内裙下摆缝了几圈。我的姨妈则对我说:“这下儿就没事了,快说一声‘以安拉的名义’,然后就下床吧。”我呢,则起了身,开始忙家务。后来我终于病倒了,家人将我送到地区医院。原来是胎盘已经剥离,阵痛产生之后,子宫大出血,医生们立即做了剖腹产手术。我处于半昏迷状态,失语失明。当时需要输血,一时又找不到血液。后来医生们就给我输了丈夫、丈夫的哥哥和小姑子们的血。我是A型血,一时找不到这类血型的血液,只好给我输了O型血。四、五天之后,我才苏醒过来了。生出来的是一个男孩,体重也够标准,也还健康。只是医生和家人忙着抢救我的时候,他着了凉,后来就死了。我则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才恢复了健康。就这样,我前后怀了六个孩子,每次都是难产。所以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而有的女人仿佛就是为了生育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样,她们越是生育,身体就越健康,脸色也红润。

    许多牧民在搬迁时,遇到妻子分娩,他们就下马就地接生,次日,产妇则又骑上马背,一路迁徙。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啊!多么好的身体啊!我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但是多次生产的危险经历使我下定决心采取了节育手段。我有时能听到别人这样讥讽我:“她没有儿子,能风光多久啊!”根据哈萨克人的习俗,父母都是由儿子来扶养的。现在,我们夫妇依靠自己来照顾自己。到了年老体弱的晚年,女儿们会不会照顾我们呢?也可能她们自顾不暇呢。

    我想着一些重大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人口膨胀,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老人又成了我们的巨大压力。试想,一对夫妇需要赡养两对老人。这样一来,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之间会发生巨大的矛盾,急待我们去思考,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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