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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与面临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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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理论课部、妇女研究中心

 祝平燕(武汉 430079)

【论文摘要】中国的妇女学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辛探索和实践,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践,再从传统的妇女学到妇女—社会性别学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它昭示了妇女学的建设既要批判借鉴西方的妇女学,又要力图使之本土化,而如何将妇女学本土化将是中国妇女学面临的长期任务。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two leaps in the Women’s Studies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during nearly 2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 i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from traditional Women’s Studies to Women-gender Studies. This reveals that we must not only use the Women’s Studies abroad for reference, but also indigenize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It will be a hard and long-term task for us all of researchers to indigenize the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关 词】妇女学  学科建设  社会性别  本土化

 

【作者简介】祝平燕,1964年生,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妇女研究研中心秘书长、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妇女与社会性别方向在读博士。

 

        妇女学(注:本文的“妇女学”与“女性学”同义)在中国的出现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1982年,邓伟志教授首次提出“妇女学”的概念,1986年“妇女学”被作为一个专题,在第二届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讨论。自1986年开始,全国各个妇女干部学校、社科院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们纷纷撰写论文和专著,从理论上探讨妇女学学科的创建。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妇女学课程开始从妇女干校系统走向高校系统。到目前为止,确切的统计数字表明,已有40多所高等院校已经成立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机构,几乎所有的妇女干部学校和20多所高等院校先后开出了面向妇女干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女性学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相关课程达60多门,且有6所高校设立了妇女与社会性别的硕士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为招收女性学的硕士和博士而努力。

        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妇女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理论探讨到教学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到社会性别视角等多视角的研究,使我国妇女学从理论和方法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今天,多视角、多元化的妇女研究已成为一道新的人文景观,既有全球化视野,又有区域的比较和本土化的行动,将成为中国妇女学今后的学术任务与目标。本文主要回顾妇女学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践、从传统方法的研究到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的历史发展过程,希望对妇女学课程的建设和学科的本土化建设有所启迪。

        一、1982—1998:妇女学从理论探讨到教学实践的飞跃

        笔者从1995年开设妇女学导论课至今已有10年,从1997年开始参加了历年的全国妇女学学科建设会议10余次。纵观我国妇女学发展的历程,本人认为:从1982年到1998年的十六年间,是我国妇女学从无到有、从理论探讨到教学实践的创立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在中国建立妇女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妇女学的理论基础、妇女学学科的内容与框架等问题。在这一阶段,妇女干部学校和部分高校以妇女研究中心为依托,各自从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定的教育对象出发,先后开设了妇女学讲座和课程。

        女性学学界首先围绕着有无必要建立中国的妇女学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人不主张创建妇女学,认为妇女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产物,它的基本理论、服务对象、奋斗目标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没有必要建立妇女学。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创建妇女学,认为创建妇女学是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妇女本身的思想和形象建设的需要(贺正时,1986)。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有“五四”以来妇女运动的历史,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工作的宝贵经验,有西方妇女学的经验可供借鉴,还有一大批潜心于妇女学的理论工作者和妇女工作者,中国完全可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妇女学(邓伟志,李敏,1984)。其次,就妇女学的涵义、研究对象和内容体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学者们有的认为妇女学是以研究妇女为对象的科学(李敏,1986),有的认为妇女学是以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王卫东,1988)。但是几乎大家一致认为,妇女学是研究各种妇女问题产生的原因、性质、解决的途径,以及妇女问题和妇女现状的发展趋向的学科。

        人们最为关注,争议最多,讨论持续时间最长的要数妇女学的基本内容问题,或称理论体系或理论框架。从1984年邓伟志率先提出妇女学的内容开始,许多妇女理论家和工作者,如李敏、李小江、贺正时、周学珍、王卫东、段火梅、罗萍、张明芸、蔡志敏,杨民等众多妇女学学者专家都作过专门的探讨,他们为完善我国妇女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富有见地的构想。综合他们/她们的基本观点,妇女学包括以下分支:妇女学概论、妇女历史学、妇女人类学、妇女社会学、妇女心理学、妇女人口学、妇女人才学、妇女教育学、妇女美学、女性文学、婚姻家庭学、女性未来学等。基本框架的构建对规范妇女学学科,指导妇女学课程的开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妇女干部学校已普遍开设了妇女学课程,95‘世纪会以后我国众多高等院校也掀起了开设妇女学课程的高潮。中国的妇女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理论探讨到教学实践的第一次飞跃。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一阶段的妇女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分析方法和思维模式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一直是我国妇女学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对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为指导妇女争取解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不能回答为什么在消灭了阶级压迫和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的中国和西方,仍然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在思维方式上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将中/西、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关系绝对化,陷入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僵化认知模式中。它严重制约了中国妇女学的发展,使中国的妇女学难以与国际上的妇女学对话。这说明中国妇女学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变革和突破。

        二、1999年—现在:社会性别视角使中国妇女学具有全球视野

        20世纪90年代末,由高等院校为主体发起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研究,标志着中国妇女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革新与突破。在1999年由中华女子学院举办的“中国女性学学科与课程建设研讨会”上,来自北方的几位学者——杜芳琴、郑新蓉、荣维毅和李慧英明等学者明确提出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历史学、教育学、警察学和社会学领域。以此为契机,社会性别理论和视角被陆续引入既有各门学科中。由于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妇女学,人们开始挑战、质疑、批判、解构传统的知识体系,把各门学科作为自己的基本领地一寸一土地进行清理,企图颠覆和改造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赋人类知识以社会性别,建立一个包括女性在内的新的认知结构(王政,2001)。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妇女学的思维方法的变革,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妇女学既具本土特色,又有全球化视野,是一次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飞跃。

        社会性别(gender)被引入妇女学,最先要得益于中西方妇女学的交流。199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赋社会性别于中国研究”的学术会议,中国妇女学界首次接触到“社会性别”、“赋社会性别”(engendering)等学术范畴。1993年 “海外妇女学会”(CSWS)与天津师大联合举办“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班,来自全国妇女学界的100多人参加了研讨班,一些CSWS的学者介绍了在社会性别问题上的女权主义视角,国内学者和妇联干部对西方女权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95年6月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妇女和女权主义思想”国际学术会议。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西方女权主义及社会性别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全国妇联的报纸《中国妇女报》和妇女研究所的学术期刊《妇女研究论丛》率先成为传递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意识的主流媒体。随后从1995年10月至1996年间,《中国妇女报》对社会性别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讨论,全国妇联高层领导明确提出要将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官方媒体对社会性别理论的认可态度,对妇女学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从90年代中期至今,全国的妇女机构和一些高等院校持续不断地举办妇女学学科建设的会议,每一次妇女学的学术研讨会都深化了社会性别对中国妇女学的影响,将妇女学学科向前推进了一步,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性别意识和新的思维方式的妇女学师资力量,产生了大量从社会性别视角反思各门传统学科和重构新的知识体系的文章和专著。特别是在2000年,福特基金会首开在中国资助妇女学(纯研究性的)的先例,该课题联合了国内十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分别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基础、妇女史学、妇女教育学、妇女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做编写教材和推广课程的试点,这个开放性课题源源不断地吸纳和培养年轻的妇女学者,举办读书研讨班,翻译、编写专著和教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妇女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杜芳琴,2000)。

        由于将社会性别引入知识体系,今天的妇女学已变成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的从妇女和社会性别视角来审视人类知识和存在的综合性学科。同90年代末以前的妇女学相比,它是“意识和知识领域的突破”,以“改变个人、组织、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整个社会。”(玛丽莲:鲍克塞《当妇女提问的时候》)。二十一世纪的妇女学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这个革命性是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它首先打破知识体系“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神话,认为知识即权力,而人类以往的知识都是父权制下男性的权力,没有女性的经验和声音,妇女学就是要在知识与不平等的权力制度的运作中,发现知识的权力性质,发现人类知识中没有妇女以及压迫妇女的真实性,解构父权制下的知识体系,然后创立以学术性别平等为目标的新的知识体系,这个新知识体系公开宣称它是为妇女解放,达到性别平等的目的服务的(郑新蓉,2000)。从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妇女学的内容与领域在不断拓宽,从过去只注意妇女的传统学术研究与教学,到今天新的理论、分析范畴、新的教学方法的探寻与应用,使中国的妇女学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知识结构上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导论、妇女/社会性别史、妇女/社会性别学教学法、女性人类学、女性社会学、女性教育学、女性主义哲学、女性伦理学、女性主义法学、女性主义文学等崭新的妇女学学科群。从199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学论文、专著和教材都引入了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使中国的妇女学可以与国际上的妇女学交流和对话,加快了中国妇女学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使中国的妇女学发生了第二次飞跃,使妇女学既具全球视野又有本土化特色,既为中国的知识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又为世界妇女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三、妇女学学科建设的所面临的任务

        当然,妇女学学科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如何将妇女学学科深化和完善仍然是摆在每一个妇女学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在引进社会性别视角以后,如何将中国的妇女学本土化将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工作。在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范畴的多元化、多样性,阶级、国家、经济、种族、民族、宗教等仍然是妇女学中的有效范畴。我们不仅要介绍了解外国的妇女学,更要结合中国的妇女发展的实际,将诸如“社会性别”、“发展”、“差异”、“身份认同”、“多元”、“社会身份疆界”等概念进行本土的语境化和再解释(杜芳琴,2001)。在妇女学学科的完善和创新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社会性别理论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我们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科建设上要不断弘扬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的先进的性别文化,吸取各门学科中对妇女学发展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充分体现女性学的政治性、跨学科性、开放性、批判性和实践性。那种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绝对对立的观点是不利于我国妇女学的建设的。我们既提倡学术争鸣,更需要脚踏实地地从本国、本民族、本地域、本学校、本学科、本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在不断的学习、批判和借鉴中开出更多更有特色的妇女学课程来。

        此外,在全国高校中进一步推广妇女学本科课程,开设妇女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争取将妇女学建设成主流学科,不是将开设妇女学课程作为个人获取功名的一种权宜之计,只作为一种短期行为进行,坚持将社会性别方法纳入妇女学学科建设之中,剔除妇女学研究中的陈旧、落后的教学理念,加强与国际妇女学界的对话与交流,这些都是发展我国妇女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孙晓梅:《中国妇女学学科与课程建设的理论探讨》,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年2月。

        2.魏国英、王春梅:《女性学:理论与方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

        3.杜芳琴:《赋知识以社会性别》,(内部资料),2000年8月,天津。

        4.陈方 新兴的学科  开放的课程  《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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