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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后?——对《历史、身体、国家》一书的解读兼谈身体史的写法
发布时间:2007-02-22 22:45:33  点击次数:1126次    [ 进入论坛]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黄金麟教授所写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在台湾出版已有些时日(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1),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侯杰教授和他的学生姜海龙也早已对该书做了较为详尽深入的解读和剖析(见二人合写的《身体史:一个引人入胜的新热点》一文,本文所有对侯、姜二人的援引皆出自此文),称之为“是值得一读的有关近代中国身体史的力作”;笔者无缘得见此书的台湾版本,只是近日才偶然买到了大陆版本(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读罢此书,心中颇有所得,亦有不少困惑,同时自然也引发我对身体史议题的进一步思索,在此一并说出,以期与感兴趣于“身体史”的同仁探讨。

    第一次听说“身体史”是2002年8月在天津参加的由杜芳琴教授召集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与课程推广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纳德分校历史系的高彦颐教授(现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向与会者介绍了这一美国历史学界的新兴而又热门的话题。她介绍说,目前身体史主要有四个议题:1,人的主观及感官经验;2,人性及人观的再审视;3,社会性别与男女差异;4,性史。这些崭新的话题,对于我这个一直都是在接受正统的政治经济史教育的本科生来说,无疑是令人感到振奋和兴奋的,而高老师的提问更令人跃跃欲试:“既然历史研究不可避免主观性,那么身体感觉与感受如何呈现?”“身体是否能够在时空中进行比较?有无超时空的身体?”而女权主义视角的“挖掘女性的主体、发出女性的声音”的身体史目标的提出,更使作为女性的我出于与同性的天然接近而对从事这一议题研究的渴望倍加热切。

    身体史的出现以及学界对身体的关注,无疑与福柯有着摆脱不掉的干系,福柯认为现代权力运作的对象是人的身体,特别是他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将这种权力与身体的关系的研究推向极致,法律规训、空间约束乃至他人的目光凝视等等包括国家强权与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微观权力在内都无一不制约甚至强迫着人身体(福柯在此书中着重谈论犯人的身体),看过此书的人想必都对无处不在的权力有着清晰的感触甚至由此对个体生存的社会环境充满警惕或者深感不安。

    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无疑又是一本深受福柯影响的身体-权力关系史,甚至可以说是对福柯关于身体-权力关系论述的实证性阐释,这是笔者读罢此书之后最直接的认识。

    就写作目的而言,作者无疑是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史的宏大叙事之外开辟一个新的研究视野,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以身体的生成来观看历史的演变,可以让我们对已经发生的史事或史实有一个不同的考察切入点,让原来以王朝、政治、经济或社会阶级等作为聚焦的分析,改为以身体作为考究的出发点。”(P2)作者选择了1895-1937年这一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困顿局势,以及因此困顿而产生的许多改革措施,如清政府推行的自强运动,变法、修律和教育改造运动,以及由民间知识分子所发动的军国民、新民、新文化和公民运动等,都和身体的打造或再造有着直接的关联。甚至以爱国作为名义的各种学生运动,也都对近代身体的型塑和使命化产生一定的强化作用……这些出现在论述上和制度改造层面上的变化,使身体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变……”(P4)为了展示论述及制度变动过程中身体被改变的历程,作者选择了“四个攸关身体生成的基本面向”,即“身体的国家化和使命化开展,身体的法权化发展,身体的时间化走向,以及身体的空间化展演。”(P7)之所以选择这四个面向,作者宣称是有其特定期望的,即“解剖身体在近代中国所遭遇的过度政治性支配,以及这种支配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过程。”(P7)

    不知是由于先在的预设还是在资料分析之后而得出的结论,总之,作者这一对身体建构具有高度政治化倾向的期望在全书中得到了自始至终的贯彻。在考察了清末民初军国民、新民改造之后,作者得出的核心结论便是身体的“工具化”和“国家化”以及对身体规训的“格式化”(P41-45),尽管作者不认为国家权力在对身体的改造过程中起着首要的推动作用,甚至否认了福柯所谓的“国家作为一种后设权力以统合和支应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日常运作”的观点(P80),而认为民间(知识分子)推动在先、国家被动应对在后,但作者依然认为“在这些规训力量的纵横交错下,身体与国家的关系一步一步被厘定出来,最后形成一个国家高于个人、统摄个人的权力状态”(P85),而这一结论,无疑与作者对这一系列改造的认识有着必然逻辑,“这种改造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个人和群体的身体与国家的命运做一联接……试图将国家的权威树立在个人的身体之上,甚至成为个人身体忠诚的对象”(P79)。尽管在国家危亡的背景之下,救国强民、保国强种的国族主义话语占据了主流地位,个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就此得出身体工具化和国家化的结论仍显偏激。支持作者得出这种结论的,还包括如下观点:“在国力、国权成为主要价值所在的情况下,身体的欲望成为首先需要节制的对象,其次则是对身体机能进行一个军事化调养和规格化的调整,希望以此来达到重振国权与国力的目的。”(P86)尽管作者也曾谈到“这期间也有一些较为异类的声音出现,如张竞生对性和性解放的歌颂,以及一些色欲小说、颓废小说和言情小说在1910和1930年代间的大放异彩”,但 “整体而言,将身体的存在与国家的存亡作一因果关联还是这个时代的主流。”(P86)

    显然,“将身体存在与国家存亡作因果关联”与身体的“工具化”“国家化”的断言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众所周知,1910-1930年代,除了作者所述的军国民、新民、新生活改造运动之外,更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由此引发或者说相伴而生的女权主义运动、男女平等思潮、自由恋爱的呐喊,等等,无不张扬着个人对身体和身体行动的能动支配和把握,而绝非一任国族话语摆布和操纵,特别是私人办学的盛行以及学校机构设置对学生主体性的重视,如1932-1933年的《周南季刊》(为周南中学/女校的校刊,位于长沙)载该校按教育部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便是全体同学服务的总机关,此会本三民主义的精神,养成会员在学校以内的自治生活,并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发展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会长经由全体学生产生的自治会显示出了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更是对作者所举的论据——学校教育的制式化和通行性所导致的“制度化或格式化规训”——一个有力的反驳。

    至此,笔者不得不得出以下看法,即作者显然是由于“解剖身体在近代中共所遭遇的过度政治性支配”的预设在先,刻意寻求足以支持其预设的论据,而与这一预设相悖的史实,作者要么刻意避而不谈,要么视而不见,仅仅只是为了支撑其沿自福柯的权力运作控制身体的观点。

    实际上,福柯这一观点的偏狭性,早在其出炉不久便已经遭到质疑——

    Sahlins评价说,像福柯那样以传统的集体性“控制”取代了个体的心智活动——体现出另一种政治上和经验上的荒谬性。因为正是个体的作用才给话语带来了意义,否则话语就将是死气沉沉的文化事项。强调话语自身的能动力量其实是把它实体化、人格化了,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后果。(Sahlins 1996 Waiting for Foucault, Cambridge:Prickly Pear Press)

    斯泰纳认为,即使存在话语的规则和规范,也要受到权力差异的影响,甚至影响权力差异,要说话语规则就是个体参与者遵从或能够遵从的所有或大部分的规律,这显然是不够明智的。(Steiner 1975:46 After Babe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实际上,个体个人化的话语结构才使得它们保持活力:这些结构通过吸收个人的意义和意图,认可了当前的相关性、合理性和重要性。互动中的个体既可以看成是在坚持延续下来的集体表象,同时又在创造、延伸且完成处于不断更新中的他们自己的意图、身份认同和世界观。即使话语的各种意义已经完备——甚至可能是双方共同意愿——这也是通过个体的互动过程完成的,而不是话语本身(偶然地)携带了什么意义。(Knapp and Michaels 1982, 1988  “Against Theory,” Critical Inquiry)。可以说,在总体上,如果没有话语的支撑,个体将不复拥有这种创造意义的手段,但是如果没有个体之间的互动,话语将不复存在为公共生活中。事实上,塞尔认为,两者是互为前提的;有限的语言表达形式内可以具有无限可能的内容,因为一方面存在传统上多重口头与句法形式,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有意识有意图的个体的活动。(Searle 1977:202-8 “Reiterating the Differences:A Reply to Derrida”,Glyph1)无论规范的逻辑提出了怎样的秩序和意义,规范中的个体都是能动的从心理和生理上、口头和行为中去体现这些规范,有能力(注定会)撰写出他们自己的意义,个体想要在话语中看到她和他自己,这一点从来就不困难。

    简言之,以上批评无一不认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生硬地抹除了个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将话语视为一种人格化的、可以操控一切的支配力量,而人的主体意识在话语中全然不见,任由其支配而毫无知觉,也不见有磋商较量和反抗的自觉,甚至即便反抗或者企图摆脱话语操控的努力无一不处于话语的规范之内,也用福柯的话说就是“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

    笔者曾对20世纪20-40年代接受了学校教育并从事体育教学15载的李琬华女士(1914年生,现居于长沙,其父李積芳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国会议员)进行访谈,在其所处的时代语境中,“强国保种”无疑是主流话语,而体育教育作为提高国民体质的首要途径在当时的各个学校的校训中也无不体现出来;然而,李琬华女士的回忆却未曾透露任何关于国族主义话语的信息,在谈及她何以选择体育专业(李毕业于上海两江体专)时,她的唯一理由是“我喜欢打球(排球、篮球)”;在给学生上第一堂课说起体育的重要性时,她是这样说的:“体育对女孩子很重要,女孩子负担很重要,既要生孩子,又要照顾屋里,在外还要工作;男人只搞一头。”显然,从李琬华的言语中,我们看不到国族话语的丝毫影响,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女性的立场,以期提高身体素质以应对沉重的生活负担。而回顾整个人生历程,李琬华女士的信念也无不体现出一种个人的自觉和主体意识:“女孩子不要受丈夫的气;自己要站得稳,不要有话被别人讲,自己可以自立。”

    读者或许可以把这一摆脱了国族主义话语支配的个人自觉归结为性别的差异或者认为这是出于女性的特殊需求,但是另一位同是从事体育教育的两江体校的创办者陆礼华女士(1900-1997)则显示出了相反的情形。1992年,斯坦福大学的王政老师(现任职于密歇根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为做课题《五四时期的女权主义》之故曾对当时居住在上海的陆礼华女士进行访谈,陆女士童年时代便对当时的革命风潮心有向往:“那时,新的革命浪潮起来了,我听说了秋谨。那时我看报,因为我父亲很开明,是镇上唯一订《申报》的人,这也是镇上唯一的一份报纸。在八九岁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抢报纸。开始,我只看那些革命者的照片,孙中山、黄兴,还有一些女革命者。因为我敬仰他们,我就把这些照片剪下来贴在墙上。孙中山说将来女子能上学、能当老师,而且男女平等。我很佩服他,打算长大后,就去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17岁时,陆礼华进入上海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读书。

    “我毕业那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如鱼得水,参加了各种活动,在苏州、无锡、广州、上海的学校里演讲。人们都说我勇敢。我当众高呼口号,‘要爱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制度!’”

    这种当众高呼的经历,李琬华女士童年时也同样有过:“孙中山死的时候,我带过袖章的,我还喊过口号。因为我嗓门大,学校就要我领着喊口号,我喊一句同学们喊一句,‘打倒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我现在还记得这个口号。”

    相似的经历对她们却有着不同的影响,对于李琬华女士来说,强大的国族话语一直未曾深入渗透其意识中去,因为“我这个人非常重感情”,可以推断,正是由于含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国族主义话语含有排斥个人感情的意味,于是回避政治性话语成为李琬华的一种主体自觉;而陆礼华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国族意识,在谈及创办两江体校的初衷时,陆礼华回忆到:

    “那时,黄炎培、蔡元培、马相伯(1840-1939,1903年在上海创办了震旦大学,1905年创办了复旦大学)和其他老教师都来学生会演讲,我负责接送他们 。孙中山也从广州来了。他们在演讲中,都强调中国人民应该组织起来热爱国家,推翻封建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同时,他们也提倡新文化和新思潮,说教育、实业和体育是强国的三件大事。在所有的演讲者中,马相伯给我的印象最深。他那时已经八十岁了,他的演讲很有名。他向听众大声呼吁,说,‘革命是艰难的。我们决不能只有五分钟的热情。现在,中国急需三件事:1、因为95%的中国人是文盲,我们必须发展教育;2、要富裕,我们必须发展实业;3、要强大,我们必须推动体育。’听着这些话,我心想,张謇办起了实业让国家富裕,蔡元培在带领教育。我做不了那些事,那我应该做什么?我是学体育的,我就应该来做体育工作。我们要让国家繁荣、人民强壮,只有当人民强壮了以后,我们的国家才可能繁荣。

    怎么让人民强壮起来呢?我是一名年轻教师,我有发展的眼光。我认为我们应该培养教师,培养女体育老师。一个体育老师可以教一所学校,如果我每年培养出100个老师,那么100个学校就有体育老师了。”

    对比李琬华与陆礼华二人,我们应当可以看出,在置身于主流话语(国族主义话语)的语义场时,个体的性格和对自我的定位强烈影响了话语权力发挥作用的程度,而无视个体的特殊性和主体能动性,徒以话语为无可摆脱的强大权力的福柯论点,在面对最为具体和直接的个人现实时,显得空洞虚无、形而上学,甚至具有一种“真理”的强制性色彩,尽管福柯也极力否认“真理”的可信性,但是他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力观无疑同样制造了“真理”。

    然而即便是陆礼华这一深受国族主义话语影响的个人,在回望她的辉煌经历时,也无不显示出强烈的个人自觉和自我认同: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二十世纪和我’。我觉得二十世纪是我的时代。我经常想一个乡下镇上的穷女孩怎么变成了像我今天这样的女性。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比较我年轻时和现在的妇女活动,我觉得妇联是国家的一个组织。尽管一切都以民主的名义在做,但妇女们很难自己组织起来。人家会觉得一切事情都由国家来做,所以我们自己就没必要去做什么事。比如,过去中国没有体育,所以我们自己到处组织运动队、办比赛。现在由国家来管了。你要么参加区队,要么参加市队,设备都由国家提供。这样你就会想,‘好吧,既然国家管了,那就没必要自己张罗了。’从前的人有主动精神,现在的人是被动的。我们不再有能力去表现主动性,也不再想方设法地靠自己去做难的事情。我们的精力和主动性都没地方去用,像我以前投入我的的私人学校,但是学校被接管了。好了,我也不需要再去奋斗了。”

    除了对自我主体性的认可、对个人发挥能动性而积极行动的自豪,如果我们回到黄金麟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尽管国族话语占据了时代语境的主导地位,但是国家或国族意义俨然并未成为压制个人、阻碍其发挥能动性的强制性力量,或者按作者将个人的含义统一于身体概念的逻辑来说,国家和国族主义话语的运作也并未“最后形成一个国家高于个人、统摄个人的权力状态”(P85),“这种改造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个人和群体的身体与国家的命运做一联接……试图将国家的权威树立在个人的身体之上,甚至成为个人身体忠诚的对象”的结论也明显是绝对化的、甚至说有些“生搬硬套”福柯理论的色彩。

    从史料运用的角度来说,作者的援引大多出自当时的官方文本,或者来自男性知识分子的论述;事实上,口述史作为一种并不新鲜的史料运用对于身体史的研究来说,无疑是更加适合的,因为个人的身体只有本人的感受才算得上是最为真切的,即便她/他对自己身体感受的述说无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及话语建构,但是,比起从话语建构来猜测和观察身体的做法,前者无疑还是更可信、更能接近真实的。当然,作者所讨论的时代,至今在世的当事人已经不多,但是比起近代以前的历史研究,近现代的口述史操作起来还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此外,关于“身体的法权化”,作者鉴于“福柯所着重讨论的是一种蔓生于法律之下的纪律行动,一种他称为子法(infra-law)的细小一般生活要求,对于法律形式和其所具有的价值演变与冲突,以及这种演变和冲突对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则没有详细的评论”(P93),因此他“希望在宏观的面向上提供一个不同于微观权力式的身体考察”。其实,法律作为一种国家机器的结构性要素,其权力的强制性意味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侯杰和姜海龙所言“相形之下,笔者以为福柯立足于对微观权力机制的考察,读来更令人容易产生思想的共鸣,令人信服。”不过,作者在本章中对身体的“归属性”的总结,还是值得认可的,“这个为时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使身体的归属从原有的‘家属’形式,转变为以个人和国家作为主要的归属对象。”(P138)

    作者对身体的时间化和空间化展演的论述也不乏独到之处,通过“历法的决选、纪年的采用和钟点时间的采纳”以及在劳动场域和新式学校教育体系中严格的钟点对身体的规训“使身体的开发逐渐走上以钟点时间作为单位的发展面貌”(P186);而在身体的空间展演一章中,作者以学生运动的空间游移为例,一反前面所述中把身体置于种种被动境地的局面,描绘了学生“身体的激情表现”——街头演讲、声嘶力竭、情绪和肢体及爱国意识的交相辉映,饥饿、静坐、跪哭、游行、讲演、血书、坐牢,以及置身于这些空间中的居民的身体应和——好奇、围观、鼓掌、参与与激动的落泪等等,这一切,使得“1919年的中国街道和公共聚会场所正被转化成为一个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场所”(P212),这些原本不含任何政治色彩的场所因学生的种种身体展演而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味。据笔者看来,这无疑是一种个体能动性通过身体的呈现,但作者的结论恰恰相反:“必须留意的是,这种身体的主动性作为和福柯所强调的身体抗拒(resistance)可能性,并不是同一回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所成就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解放,或一种对加诸在身体之上的力量的颠覆与反抗。这种立基在个体身体自由与情欲展放上的抗拒,并不是学生运动的主要目的。他们所成就的,以及在与北京政权对抗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是一种国族对身体的更强制统治。”(P213)

    至此,作者一直隐而未谈的立意基础终于披露,原来,他所谓的身体的能动性,是“立基在个体身体自由与情欲展放上的抗拒”,笔者不免疑惑:何谓“个体身体自由”?难道必须是为了达到“情欲展放”目的的身体才是自由的“个体身体”?笔者不得不认为这一身体立意的荒唐。显然,促使作者产生这一身体立意的,无疑是源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及随着物质发达充足进入商品和消费社会之后由此引申而来的性解放思潮,高彦颐老师从中国语境出发对西方女权主义者执迷于身体的性意义的论说提出的精辟批评同样适用于黄金麟,这些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某些认识与黄如出一辙,她们认为“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完整的控制她的身体和性,她将以更多的尊严参与到这个世界里来,并在此过程中促进社会的公正发展。”而高彦颐则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女权主义是建立在自主个人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而与之紧密关联的是把身体看作内在自我的载体。身体的自主控制或性自由是自相矛盾的女权主义者的野心,因为享有这些权利的理想个人原本被认为是拥有财产的男人。因此,这些理想就决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自由王国并不是指由个人主义导致的孤立和分裂的自我,而是指一种动态的‘作为过程的自我’,即一个不断呈现中的自我。”她进一步指出:“她(们)所歌颂和力争去实现的‘性(特征)化’的女性主体(the sexualized female subject)享有肉体的完整、控制着生殖选择,有表达性欲望的自由。这是古典启蒙运动者的女性版本,她们是个性化的、自主的、并给予了性满足的。性快感和生殖选择已经开始成为我们所美化的个性的象征。”“我并不是建议‘性(特征)化’的人不应成为我们女权主义者的目标,而是说这仅仅是构想女性的性与欲望的许多可能的方式之一……我们必须通过使性变得多样化而从个人中返回,这才使我们能够去揭示道德、能动性以及价值等等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中不存在的结构制度。”

    而历史学家(夏洛蒂·福斯)Charlotte Furth则透过传统中医话语的解读,发现了“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它并没有单独赋予性快感高于‘性’的所有其他可能方面的优先权。”(以上引自笔者所翻译的高彦颐《重新思考性、女性能动性以及缠足》一文)

    无论对于前现代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的中国来中,以“性满足”或“情欲展现”视为身体所承载的至高价值的观点显然都不适用;在笔者开来,哪怕除去这些地域和时空的限定,仅仅从这一观点本身来看,也是令人怀疑的。难道身体所承载的最高价值仅仅就是为了“情欲展放”?难道除此之外身体的所有一切行动都不具有“能动性”的含义?然而,作者本人正是基于这一观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那些活生生的、时刻处于运动、思考和行动中的身体,因其不具备以“情欲展放”为目的的功能,便被作者抹煞掉了所有的能动性;而强大的国族主义话语在这一逻辑之下无疑是凌驾一切之上、是身体无法把握而只能受控于它的。

    此外,作为全书的论说核心,“身体”一词的概念却一直含混不清,作者自始至终没有给予其一个清晰的界定,仅仅在一行小注中谈到“‘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指称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称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模造。”(P2)用“身体生成”来代替“身体”,自然省去了许多区分的麻烦,但是正如侯、姜二人所说:“‘身体’这一概念其实是有相当多层次的,包括生理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文化的身体、宗教的身体、观念的身体等等,‘身体’内涵的丰富性也正是身体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因而身体史研究中对最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把握很有必要,也是能否顺利展开论述的基础。在这部著作中,‘身体’所代指的内涵先后有所变化,作者却没有将这种变化详细地阐释出来,反而给人一种‘身体’无所不包的印象。”个人、公民、修养等等无一不被作者统一涵盖在“身体”这一概念之下,但是这些概念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要对身体的不同层次和涵义做清晰的界定也的确是件复杂、繁琐而且庞大的工程,更非笔者之力所能及,也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

    总之,黄金麟教授的《历史、身体、国家》一书无疑是打破史学界传统的政治经济史垄断的有益尝试,这种创新精神是值得推崇的;但是,他过度地援引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将话语的权力无限夸大、将个人身体的能动性完全抹煞的做法,也应该引起致力于身体史研究以及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所迷惑的同仁反思。作者在自序中提出写作该书的目的是想回答三个问题:“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化,才有现在的样子?这种身体的发展状态隐含了什么样的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P1)显然,仅仅从清末民初这一虽然风起云涌但短暂的历史时段来追寻,我们是无法看到一个完整的身体变化之历程的,清末民初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我们身体历程的起点;而即便我们果真从该书中看清了身体的样子,“能否被当成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的提问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最为重要的,作者以身体立意,但是身体却从未以主体的身份出现在其论述中,贯彻全篇的,是作者站在国族话语的宏大背景之上,对身体做居高临下的俯视,笔者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么一幅场景:一片波澜壮阔的国族话语以及各种意识形态或非意识形态的规范横亘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作者乘坐时间飞船立于其上,一览无余又置身事外,顺着作者的眼光从时空之下俯视,我们看到身体处处被推拥着、徒劳地呐喊和挣扎、时而排列整齐时而又纷乱盲目,然而他们却总是无声的,这些身体的景象使我们没法相信这竟是活着的、有意识、有感知的人。

    在此,允许笔者再次援引高彦颐老师关于身体史的提议,作为本文的结束,也算是对黄金麟教授此书的另一种声音的回应:

    “既然历史研究不可避免主观性,那么身体感觉与感受如何呈现?”“身体是否能够在时空中进行比较?有无超时空的身体?”“挖掘女性的主体、发出女性的声音”是否可能及如何进行?当然,读者可以把这里的“女性”置换成男性、个人、群体及其他。

 

歌行

200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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