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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翻译】Identity Politics/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发布时间:2006-11-01 13:23:47  点击次数:1030次    [ 进入论坛]

 

身份政治

“姐妹情谊”的乌托邦景象——将全部女人统一在相同的政治旗帜下——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女权主义的成长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一旦这些妇女不再是白种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它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争论,妇女之间的差异开始被看作是与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是同样重要的。身份政治在某段时期内是用来描述不同的妇女群体之间的争议:

谁能够说出最为核心的问题:同工同酬?堕胎权?单元家庭?女同性恋?福利政策?资本主义?不同的群体围绕着不同的问题,以及选择和政治类型,许多人声称她们已经找到了妇女解放的钥匙。1970年以后,遍布全国各地的妇女解放群体痛苦地分裂了,分成了政治女权主义、同性恋、反帝国主义的激进女权主义等等。(Evans 1979:225)

正如Evans所暗示的那样,使这个群体分裂并最终导致整个运动分裂的不仅仅是参加者的个人身份和背景,并且还包括如下一些方面:关于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应该”意味着什么的争论变得如“谁有权来决定”这样的问题一样重要。这最坏会导致许多相当先入为主的看法,而这将会破坏女权主义是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运动的想象。

可以认为,身份政治这个词深刻地刻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阶段。如果每个人的选择都具有相同的效力,那么谁将是二者之间的中和者以达成一个可以共同分享的日程?这一开放的政策在有影响力的英国女权主义杂志那里落空了:

关于这场运动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为了什么而战,每个人都被鼓励拥有她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留下一种观点,因为如果你想要满足你自己的愿望,你将不能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生存下来。与她人的争论是一条可以加强她自己的观点的好途径,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对于那些教条的方法来说,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选择,被许多其他的解放运动用来建构意识形态的附属品。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不利之处在于:那些相反的观点由于斗争需要被加强了,因此达成一致观点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这是早期对强有力的争论力量的保卫,尽管人们可以想象有一些应当重新看待,这并不是因为她们缺乏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那些更为精通辩论的人看起来更能获胜。

对于一些群体来说,身份的政治就是为了向女权主义中其他利益群体的支配地位发起挑战。因此克姆河文集说:“这种对我们自身压迫的关注根植于身份政治这一概念。我们相信最为深刻和最具潜力的,是从我们的身份中引发出的最为激进的政治,正如以反对工作来停止某个人其他的压迫一样。”(Nicholson1997:65)。bell hooks 认为“姐妹情谊”作为一个概念是被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和错误地建立在普遍压迫基础上的界定所支配着,——“对‘姐妹情谊’经常被看作是乐于操纵别人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为了掩饰她们的机会主义的野心呼吁。这被看作是伪装起来掩盖这样一个实事即:许多妇女剥削和压迫着另外一些妇女”(hools 1986:127-8)。她觉得身份政治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那些有着相似背景的妇女群体配合在一起,因此将会有更微小的机会来对压迫形成一种真正的挑战。对于hooks和其他一些黑人女权主义者来说,激进主义是与性压迫缠绕在一起的,如果白人妇女不反对激进主义,那么她们就是否定了她们自己的特权。因此,正是白人妇女的激进社会主义需要进一步审视,她们要么假设她们可以成为比较好的领导者和运动的代言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也不得不在两种受压迫的身份中挣扎,同时还要在社会结构主义话语对“生物学的”话语的相互竞争的性别身份之间挣扎,后者意味着跨越历史的女同性恋是“本质”的,加强了“同性恋是值得骄傲的”及“同性恋”文化的观点。(见Fuss1989:97-112)她们不仅不断地在妇女运动中挑战她们的边缘化状态(自从Betty Friedan建立全美女性联合会<NOW取名为Lavebder Menace>那天起,……)她们寻求性别身份的意义就充满着困难。

但这样的事例——女权主义被普遍地标记为一致的“女权主义者”——,看起来好像并不曾存在过,不仅过去不曾存在,如今也不存在(见Delmar Mitchell and Oakley,1986:8-33);而差异的影响随着运动的成熟已经或多或少地打破了消极方面。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认为身份政治正在以民众的感情窒息女权主义,强迫她们在还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之前去宣布她们自己的身份,面临着比她们否定她们说话的权利更多“被压迫”的危险。Shrew(泼妇)杂志提出以匿名投稿制的方式赞扬差异性,而女权主义者并不这样,她们更倾向于去把对差异的假定看作是牵绊女权主义未来的障碍物。关于身份政治的最坏的一个例子是它在激烈争斗中以及在所谓的反色情和自由主义的反审查制度中被提出来。对于Segal来说,它是围绕着同性恋展开的日益歪曲的论战,这一论战“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女权主义者最后的和最根本的分裂,它粉碎了女权主义的任何关于本质、方向以及目标的潜在联合”(Segal,1987:65)。

但这并不仅仅是妇女之间差异的事实,而是她们是如何被翻译、运用以及它是如何使人们感觉有一个专制等级制的——由于一部分人被看作是更为合法地压制另一部分人而导致对抗。女权主义者的争论范围的缩小也加速了异化,许多人如Segal认为妇女运动已经做出了错误的转折。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从无休止的身份政治的循环中提供了许多令人欣慰的东西,既然关于本质身份的观点被看作是属于一种已经过去的、除去了真相和进步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在20世纪80年代“妇女”这个概念本身开始被看作是问题的一部分。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各种各样的妇女正在试图要求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从来不会固定在它的意义范围之内,而是经常流动变化的、在文化和历史中呈现多样化。对于Monique Wittig来说,关于同性恋社会位置这样的激进主义使得她们可以拒绝成为一个“妇女”:“‘妇女’(woman)迷惑了我们,掩盖了现实,即‘妇女们’(women)。为了弄清楚作为一个阶级和成为一个阶级,我们必须首先除掉‘妇女’的神话,包括这个词的最诱人的方面。”(Wittig,1992:16)其他人或许会争论说: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从这一视角中学到很多——拒绝作为一个“妇女”意味着否定主流话语,即试图把我们自己框在一个敌意文化的兴趣框架之内。正如Wittig 所指出的,过分地否定“妇女”这个词,包含了承认“妇女”存在的多样性(许多批评家依然想让“妇女”保持着有机的女权主义政治原则——更进一步的讨论可见“差异”和“本质主义”)。对于Judith Butler 来说,建立一个基本的身份来使女权主义政治得以流动,实际上限制了新的非教授而来的身份的可能性,这种新的身份或许可以使女权主义得以实现。(Butler 1990:147)。在20世纪90年代,酷儿理论通过否定对固定的性别身份的需要、把“酷儿”定义为性激进的标志,从而进一步挑战了身份政治。酷儿是用来否定同性恋的常态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模糊同性恋者(gay)和直人(straight)二分相反的状态,赞赏使之可能的回应的多样性。这种开玩笑式的对旧有的界限的分裂,最终使得许多女权主义者保持着对其政治目的的怀疑。

对于hooks来说,同样也是对其他许多老女权主义者来说,作为可以避免或者必需的消极方面的身份政治这一概念,是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第一个错误:“妇女不需要根除差异以获得稳定感。我们不需要分享共同的压迫以便平等地为了结束压迫而战。”(hooks 1986:138)

翻译:歌行

2006年11月1日

译自:50 Key Concepts in Gender Studies   Jane Pilcher & Imelda Whele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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