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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赏、游移与损抑——透视清末男性文人对娼妓的再表现
发布时间:2006-09-15 10:05:17  点击次数:4045次    [ 进入论坛]
                                悦赏、游移与损抑

——透视清末男性文人对娼妓的再表现

 

刘秀丽1 闫月英2

(1.湖南商学院 女性研究中心,湖南长沙 125448;2.西安欧亚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一  男性建构的“风月”场和“诗意”传统*

今天我们用“娼妓”或“妓女”一词来指称从事商业化的性交易活动的女性,然中国近代以前并无“娼妓”一词,与这一词本身的衍变历史一样,“娼妓”作为一种职业或身份也经历了复杂的衍变过程,其最早可溯源至殷商时代,当时从事歌舞和巫术的“巫”一般被认为是这一行业的源头,西周时始有官妓出现,至魏晋南北朝时,蓄家妓之风盛行,其身份实为私家主人独占之妓。但这些与今天“娼妓”一词所指称的涵义相去甚远,“娼妓”一词的确切出现是在唐代,其涵义也与今天所指大体相近,也即是在这一时期,娼妓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而以诗歌取士的科举制造就了大批喜好浪漫的进士文官。当时流行的风气,是在进士及第后游谒长安平康里,与那里的娼妓歌饮赋诗,互为赠答,而这在以后的香艳小说和传奇故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康正果指出:“文学作品的魔力在于它能把平淡无奇的现实描绘成令人向往的幻境,狎妓本是每一天都发生的事情,经过艳诗的渲染,狎妓的行为便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而文人与妓女的诗来诗往,也似乎使他们的交际有了某种风雅的内容。”[1](P213)“归根结底,这种风流情调源于士大夫世俗观念中的享乐主义思想。……对于广大的读书人来说,富贵的生活始终充满了魅力。”[1](P216)如果说,唐朝的冶游之风是在盛唐丰富的物质生活和诗歌取士的科举制等等综合因素的促使下而形成的话,那么,到两宋时期冶游之风的愈益盛行,文人的词体在娼妓中的流行和编演,则是对文人对浪漫富贵的继续追随,于是正像“风月场”这个词本身一样,文人和娼妓在风月场的往来逐渐成为一种弥漫着文雅和诗意色彩的传统,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对所谓“风月场”的想象也依然是浪漫的,高彦颐称之为“名妓文化”,把风月场看作是“文雅的特定场所”。[2](P268-269)

无可否认,娼妓与文人的交往不是单纯的肉体关系,才情和艺术是不可或缺的纽带,她们必须精通琴、棋、书、画等各种技艺,以便在才情和精神上与他们进行交流,做他们的知音知己。同样也不能否认的是,直到18世纪,士大夫一直是风月场的主要顾客,而男性好事文人对风月故事的炮制也一直延绵不断,将这种诗意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从唐代的文言小说《李娃传》起,娼妓成为话本小说以及小品等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大力表现的主题。在唐代的一些作品中,嫖客对娼妓最看重的是“诙谐言谈”,其次为“音律”,妓女的“色”反而居于次要地位。[3](P77)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欧阳修、张先、苏轼等词人为官伎作词的事,词话中屡有记载。而曾与歌妓相恋的秦观、柳永等人的词作,更是进一步强化了风月场中的诗意传统。 

 

二  清末私娼:现实图景与文本叙述

    明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妓院作为“文雅的特定场所”之意义开始动摇,除了文人之外,更多的富商甚至平民百姓开始出入这一原主要为才子佳人唱酬的领地。到了清朝,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将歌妓、乐户等看作是汉人的不良风俗,从顺治起,清朝皇帝就致力于废除在他们眼中汉人的不良风气之一的娼妓产业:“顺治十六年裁革女乐,后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大清会典·雍正朝会典》),到了雍正、乾隆时,京师的官娼已次第废除。

然而,官娼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娼妓业的消失,相反却促进了娼妓业的私人化,更多的私人妓院开始涌现,很多妓女自己独设一家招徕客人。这时的妓院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场,商人平民甚至流氓地痞也经常光顾;到鸦片传入后,很多妓院兼营鸦片,甚至对顾客的服务中必包含进鸦片一项。娼妓业的中心开始从江南转移至京师周围,而以私娼为主成为北地娼妓业与前朝相比的最大特色,到道光、咸丰二朝,国势日益衰微之际,娼妓业出现了畸形的繁盛局面。当时有记载北京娼妓之盛云:

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徐珂《清稗类钞·京师之妓条》)

尽管从数量上看,娼妓业呈现一派繁荣,但娼妓的才情风貌却已大不如从前,她们中有很多是辽时被掠的妇女,她们进入燕京,雍正朝之前前一直被贬为“蛋民”,是为国中最低级之一等。官娼废止后,她们无以营生,不得已在这些私人妓院以及水中画舫上做了娼妓。陈大声嘲北地娼妓曲说:

门前一阵骡马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棉袄棉裤棉裙子,膀胀,哪里有春风初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肮脏,哪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不正腔,哪里有春风一曲杜十娘?举杯定吃烧刀子,难当,哪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头上松髻高二尺,蛮娘,哪里有高髻云鬓宫样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炕,那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哪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3](P264)

然而,就在北地娼妓的风貌才情和文学素养大不如前甚至恶俗不堪的时候,清代的香艳文学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仅仅是笔记小品文就不下几十种,其他如指南书、小报新闻等也乐此不疲。此时,国家政局正处于混乱状态,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破坏,特别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更使得清王朝的统治雪上加霜,摇摇欲坠;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私娼的繁荣与国家的衰败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依旧冶游留恋于风月场的男性文人,其处境和心态显得更为复杂而微妙,而这样的处境之下以娼妓为题材的香艳小品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箇中缘由深值得玩味。这些男性作者们究竟是怀抱着怎样的心态来面对娼妓现实的?娼妓在他们笔下是如何被表现的?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字里行间,做一个有历史意味的揣测,看他们在当时的语境下,对香艳小品的书写出于怎样的目的,寄托了自己怎样的情愫;而娼妓嫖客与娼妓之间的关系这时又有怎样的发展变化。

(一)男性对娼妓的再表现

在我国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小说《花月痕》(作者魏秀仁生于道光、咸丰年间)中,两个主要人物杜采秋与柳秋痕被建构为美貌多情、才华横溢、性情高洁、具名士风度、善解人意、对爱情无比忠贞、能够与名士建立起精神联盟的女性,作者还吸收了明末江南名妓的风度与气质,诸如杜采秋的名士之风,豪侠之气。小说把娼妓与恩客的关系描绘成一副动人的恋爱图景,叙述者对娼妓的表现是有选择的,虽然也有一些淫荡低俗的娼妓,但她们被描述为是娼妓的边缘。他们愿意讲述他们这些雅客、或者是知识分子们与娼妓动人的、真挚的爱情故事,而排斥了其它类型爱情故事的可能。同时不遗余力地把妓女与恩客的爱情美化为深情的、缠绵的动人图景。风月场在男性的想象中成了一个洋溢诗意与浪漫的文雅之地,嫖客与妓女的关系也变得温馨感人可歌可泣。魏秀仁的笔下,娼妓是一个个高雅多情、才华横溢的女子,另外一些娼妓则被描述为娼妓的边缘,两者的扭结形成了魏秀仁对于18世纪下半叶娼妓形象的表述。

这采秋系雁门乐籍,他的母亲贾氏,那年身上有娠,夜梦一仙女手拈芙蓉一枝,说道:“此系石曼卿芙蓉城里手植,数应谪落人间,在你手里受了二十年魔动,然后根移绿墅,果证青娥。”说毕,掷花于怀,贾氏腹痛而醒。是夕生一女,因名梦仙,小字采秋。采秋生而聪颖,词曲一过目,便自了了,不特琵琶弦索,能以已意谱新声,且精骑射,善画工书,以此名重燕门。……然性情豪迈,有江南李宛君、顾眉生之风。千万金钱,到手辄尽。(魏秀仁《花月痕》)

杜采秋被描述得出身不凡,前生乃是石曼卿手植芙蓉花,谪落人间,古典小说中用灵花仙草来仙化女主角前生的手法并不鲜见,《红楼梦》中林黛玉前生为西方灵河岸旁三生石畔绛珠仙草,叙述者借用了这套神仙话语,用于出身娼门之杜采秋,也同样暗示了杜采秋虽身在风尘,将具有非凡的美貌和出众的诗才。

从魏秀仁对妓女的再表现中,我们看到了符合男性口味的理想的妓女形象,她们既要有女性的魅力,也要有文人的儒雅,她们的知识才情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女性群体。最后,魏秀仁为杜采秋安排了一个圆满美好的结局,她的情人韩荷生得升官位,二人终成眷属。

但是当我们看到《花月痕》中的另一娼妓形象柳秋痕时,我们便会明白,在风雨飘摇的清末,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圆满结局不过是一种想象,与杜采秋、韩荷生二人的圆满结局相比,另一妓女柳秋痕与其情人韦痴珠最后各自凄凉死去的结局更接近作者本人当时写作的心境,这是一种自怜的、失落的、无以寄托的心境,柳秋痕的死抚慰了作者脆弱的心灵,而韦痴珠则可看作是作者本人自况。

面对危机四伏的晚清王朝,男性在国家权力机构的剧变中感受到了自身所受的威胁,他们的前途很渺茫,他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害怕危机,本能地抗拒危机的到来。他无限缅怀着才子佳人的美梦,但现实逼迫他抬起头来面对他的危机。杜采秋与柳秋痕的同时出现反映了他的这种内心矛盾。他想像了柳秋痕式的女性,他需要女性同他一起面对这种威胁与危机,要求女性“窥其风格倾慕之,怜其沦落系恋之”,魏秀仁正是设计了女性的这样一种抗拒姿态来表达他在动荡年代的一厢情愿的性别欲望,最后柳秋痕自杀为她所爱的韦痴珠殉情,男性的失落在女性为他所做的牺牲中得到了安慰。

(二)男性文人心境探析

类似魏秀仁这样的在娼妓中间寻求安慰的落魄文人在清末不乏其人,其心境也大致相当,我们可以从一些香艳小品文的作者自序中看出来。

余放斥既久,不自检饬,浪游南北,多预花酒之筵,颇能谐笑。或杂缀诗词,或间为时人传颂,而实无所接遇,知交辈咸以介静之目归之。甲申岁,客津门,自春徂秋,狎游既数,矫激非情,如海客之于鸥鸟,不自觉其相亲近也。长日无事,戏为记录,以志吾过,且饴好事者。(赵执信《海鸥小谱》)

《海鸥小谱》系作者于康熙年间于天津写就,所写大多为作者本人狎昵的经历,但作者口吻中其实是暗含着些许骄傲与荣耀来回忆自己的风月经历的:浪游南北的潇洒、花筵酒席间的谐笑、诗词为时人传送……俨然一副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然作者笔锋一转:“而实无所接遇”,既是风流,却又孤寂,于是就为与娼门女子的狎游找到了理由。所记载的几个女子,作者自称皆把他看作知己,钟情于他,眷恋有加;遗憾的是,他所见的大都并非才女,作者叙述了一个“颇染市气”的女子,作者以为“使是儿从我三月,当入雅流”,显然教一个市井气的娼妓入“雅流”只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和想象而已,但其中无不折射出作者才子佳人的心理情结。

放逐流浪之际,无所寄托,从而对妓女有种“同时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意——这种情怀,在许多香艳小品作者的叙述中几乎随处可见。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麻醉自己,已此来解释男性文人不遗余力地制造香艳小品的行为似乎还远远不够,我们看下面一些男性文人的自序:

或问余曰:《板桥杂记》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有为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录者何限,而子惟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不已荒乎?余乃昕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也。……余生也晚,不及见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弟,而犹幸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所作诗歌,传颂诸姬之口,楚润相看,泰娟互引,余亦自诩为平安杜书记也。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扬,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郁志未伸,俄逢丧乱,静思陈事,返念无因,聊记见闻,用编汗简。……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余怀《板桥杂记·自序》)

在这里,作者直述其写作乃“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也”,原因第一当然又是追慕风流;第二,“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所作诗歌,传颂诸姬之口,楚润相看,泰娟互引,余亦自诩为平安杜书记也”。看到这里我们似有所了悟,文章千古之事,在颓墙破壁之凄凉境遇之中,作者已再无功名事业之心,只有把自己的文名寄托于诸妓之口,与其说是对美人尘土的哀思,不如说是对自己聊聊一生的交代。这种心态同样反映在他的追慕者芬利它行者的《竹西花事小录》自序中:

昔余澹心怀作《板桥杂记》以识秦淮故迹,凡《冶游》《丽品》《轶事》,分为三卷。余游广陵,非复承平故态,画舫旧踪,不堪重问,小秦淮水,既嗟宿莽。吹箫桥畔,半没荆榛。……楮墨有灵,江山亦为生色,岂玉人月夜,不足藉题品以流传邪?……庶几展卷如经昔游,略见一时景物,风雅骚人,或所不废尔。(芬利它行者《竹西花事小录》)

对于香艳小品的写作,尽管有些作者一本正经地表明其风雅认真甚至严肃地上升到“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的姿态,但也有人颇不以为然,直言这不过是一种悦赏性的游戏而已:

前书以记为名,是记事,非品花采访所及,随得随录,名次之先后与色艺之优劣无关焉。即以记事而论,传闻异词、爱憎异性难免参错,稗官小说游戏而已,不得以信史责之。前书间有遗珠,特为补记。养和近作淮海之游,他日归来,当不以鄙人为僭妄也。壬申季秋晓岚识。(杨亨《白门新柳补记·自序》)

在杨亨的自序中,自称其书为“稗官小说游戏而已”,既是游戏,谁又是游戏的参加者?无非是一群以此风月故事为乐的男人们,他们一面把这当作游戏,一面却又积极投入这种无聊的游戏中自得其乐:

听雨剪灯,留宾煮茗……绘脂粉之生涯,续烟花之记录,亦足以销忧起疾矣。(王韬《海陬冶游录》)

然而,并不是所有娼妓都是可资悦赏的,伴随着京城的政治腐败、社会风气堕落,娼妓风貌日见颓景:

城外临河一带,自卑至东,亦多倡家。编竹为篱,捝泥成壁,湫隘殊甚。稍有自爱其羽毛者,每不屑处。然亦有佳丽杂处其中,非由操术不工,即由名誉未噪。托迹下流,为时白眼。虽名士失所,何以加兹?顾一陷此阱,即身难自主,情殊堪悲。爱花成癖者,幸物色而调护之,慎勿以其地而忽诸也。(王韬《海陬冶游录》)

在这里,作者一面对其所见的破落的娼妓风景做了较为真实地描述,并且表明“稍有自爱其羽毛者,每不屑处”,另一面,却仍不免教导那些“爱花成癖者”——“幸物色而调护之,慎勿以其地而忽诸也”。娼妓之风的败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作者已经不可能尽用那些美妙词藻来描写她们,但是浪漫文雅的风月情结却依旧在心里挥之不去。如果说唐宋时期文人与娼妓之间温馨浪漫的爱情还是一种可以追寻到的生活的话,那么此时的男性则显然是自欺欺人、固执地在花间寻欢来麻醉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自序中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其记载“名花”之全面,有花必录,好像生怕遗漏任何一个人似的,箇中生在其《吴门画舫续录》自序中对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的疏漏表示了些许不满:

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成于癸亥甲子间,一时茂苑名花,皆为传其风致,写其性情,直擅黄、徐妙手。愿以余所见,同时若……诸人,类皆色冠平康,与崔、杜为姊妹也,且秀芳于冶芳浜构语花楼,几压绿云之上。而××、××当时有文武状元之目,录中皆湮没不传,岂赏鉴未及欤?抑沧海遗珠,古人犹有不免欤?即录中诸人,迄今不及十载,存者已仅至二三。而群芳之争向春风,其秀出一时者,又踵相接也。余叹红颜之莫驻,悲彦会之靡常,爰续是编,藉资谈助。以金闾佳丽省识再四者得列入内传,寄迹吴门,暨传闻艳羡者为外编。数年后倘更有痴于我者,或再续焉。庶几花月因缘,不与流春同逝尔。癸酉初秋箇中生记。(箇中生《吴门画舫续录》)

作者嫌其录入不全,并列举了一些人,认为她们“有文武状元之目”,而“录中皆湮没不传,岂赏鉴未及欤?”。且不追究哪些名花被遗漏哪些又被增补,我们能够从中看到的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它以男性作为两性世界的中心,也就是性别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对于中心来说,女性只是一个“他者”,是男性作者凝视(gaze)的对象,处于中心者的男性总是用看待他者的眼光看待女性,并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建构、强化这一“他者”形象。在这里,记载娼妓风貌和故事的香艳小品似乎称之为“列花全传”就可以了,其目的不是真正要赞美娼妓,娼妓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朵朵用来观赏把玩的花,两情相悦的才子佳人情结已经转化为男性单方面对女性的窥视,并且固执地为业已败落的残花涂抹几许颜色以满足其口味。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好事者的窥视欲,香艳小说的需求量似乎不会有这么庞大,而作者们亦不必对记录是否全面而耿耿于怀,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香艳小说与被描写的娼妓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娼妓是否能构成这些香艳作者的读者群之一?她们本身对这些文字抱着怎样的态度?

 

三  系于男性笔下的娼妓之名

《画舫录》成,一时纸贵,诸姬群相诘问,以列名期间为幸,不知余以子京纰缦之游,展平子幽忧之疾。抒写信手,轩轾何心?诸姬皆斤斤若是,宁独非余命笔之初意,抑将陷余为薄幸人矣?闻某姬辗转购一部去,遍检其名不得,乃至泣下……(西溪山人《画舫余谈》)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薄薄一部《画舫录》却寄托了娼妓之门女性的多少期望!有人竟因为没有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名字而至于泣下,令人唏嘘感叹不已!有学者在对明清历史中妇女的研究中看到,妇女试图以结集出版、颂扬母道,或宗教修行为渠道流芳百世,寻求与男子一样的不朽,高彦颐在《闺塾师》中充分肯定了明清妇女的著作并指出,“文学创作见证了女作家的个人主体存在,并开启了通向不朽之门。”[2](P256)《春秋左传》中有“三不朽说”,即立德、立功和立言。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成为知识阶层男子的人生理想。加州大学博士李国彤老师认为,虽然妇女不能在庙堂之上为国家社稷建功立业,但同样,她们也关注着人生的不朽。[4]因此精通知识的娼妓们,至少可以通过写作为自己立言,实现自己的不朽。

而随着境域的每况愈下,随着自身文学素养的低下,清末的娼妓只有把自己的身后功名系于偶游的男性文人笔下,期望男性在这些香艳小品或品花小书中为她们留下一二笔,这便是她们的价值所在,似乎也是她们追求不朽的唯一方式了。

同样的情形在《板桥杂记》中亦可见到:

偶为北里之游,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所作诗歌,传颂诸姬之口,楚润相看,泰娟互引,余亦自诩为平安杜书记也。(余怀《板桥杂记·自序》)

从以上又可见,不仅女性在男性那里有所寄托,这些男性作者们与娼妓们之间似乎也形成了在某种程度上互为依赖的关系;而男子依靠其话语权把守着每一道妇女憧憬中的不朽之门。

 

四  结  语

透视清末时期男性文人的香艳作品对娼妓形象的再表现,我们发现,男性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娼妓形象沿袭了传统的叙述话语特点,娼妓形象基本上是多情多才、美貌动人的正面形象,而从香艳作品产生之情形、数量及其叙事特点,我们可以将男性文人对香艳题材的书写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由于中国自唐代开始形成的所谓风月场的诗意传统,男性文人被妓女所依恋甚至演绎出一段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不但不受非议,相反,是为社会所默认的合理风气,是男性文人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显示自己的才学、甚至是张扬男性特征的一种好方式;二,妓女对文人的依恋使得文人的情感需求和空虚的精神得到满足,而他们的诗作在妓女中间争相传颂,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和自我价值感。在科举尚未废除的清代,考取功名依然是人们所看重的人生价值所在,而这些香艳作品的作者们却不能在这主流价值观中获得认可,幸好有妓女们对他们情感上的依恋,对他们才华的敬服,对他们的文字的倚重,才使得这一帮浪荡游子找到了些许自己存在的价值。清代内部昏庸对外无能的政治现实也使得他们丧失斗志,而与娼妓们似乎有种天然的精神牵连,如海客之于鸥鸟,不自觉其相亲近也;三、虽然清朝一度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但市井生活却依然在沿着明代开辟的道路发展,市民社会对娼妓故事的兴趣和窥视促成对香艳小说的大量需求,而书商的推动,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与娼妓业的繁荣互为促进。许多作者在自序中很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尽管有些作者刻意掩饰,实际也是从另一面表明了其写香艳故事的目的即为迎合市井的需求,以获取经济利益。

而对于娼妓自身来说,依靠男性文人的书写,她们追求不朽之名的心愿得以实现——尽管沦落风尘,但是对身后之名的希冀与所有人是相同的,都是一种潜在的心理憧憬。这也可以看作是促进男性文人不遗余力地书写娼妓的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清朝国势的日衰,娼妓风气的混乱,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风雨飘摇的国家又受到拜金浪潮的冲击,娼妓事业不复以往般富有文化气息,妓院不再是才子佳人风月故事的场所,而是商业消费的场所,妓院由原来“情”、“才”、“貌”集中、良妇之外的另一种性文化逐渐转向商业化,成为金钱与性赤裸交易的地点。有关娼妓的话语也开始了出现背离以往诗意传统的某种迹象,士子文人不再誉之为温柔乡,而是将其看作流毒之地。娼家的丑恶使得任何优雅的文辞在这里都不再适用,甚至连自欺欺人的挽回旧梦似的呓语也不再有,取而代之的是明确的损抑声音:

青楼珠箔,能勾荡子之魂;赤仄云缯,难实妖姬之壑。被无穷之遗害,溯作佣于何年。金缕歌残,艳名花而早折;玉箫声咽,伤幽会以难期。洞号迷香,入寻何众;泥惟沾絮,洗脱者谁?仆也不解温柔,贻讥风雅。遇紫云于席上,敢发狂言;赓绿水于墙边,顿忘绮梦。墨堆雪岭,美丑无烦加黑白之评;风飐荷珠,姻缘何必有长短之喻?……采风问俗,记载宜详;品翠题红,篇章争丽。逞掷心而卖眼,每气尽于绮绔围中;竭献笑以呈欢,徒魂断于蓬窗深处。迨夫色荒情倦,继之以裘敝金残。对此日之萧条,伤怀殊甚;忆当年之佳丽,回首难堪。是用箴规,爰资搜辑。(余蛟《潮嘉风月记》)

青楼不再是才子佳人相会、定情、饮酒赋诗的浪漫的风月场,而是“能勾荡子之魂”、“被无穷之遗害”的引诱良家子弟学坏的流毒败金之所,而娼妓则成为贪得无厌的“妖姬”,这种损抑的声音正是在清末时期大量出现在娼妓文学中的,在光绪年间的章回小说《青楼梦》中到达登峰造极。《青楼梦》虚构了一个几位流荡公子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最终人财两空的故事。作者自谓“三十余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邗上蒙人《风月梦·序》),直斥妓家不过是一个骗人钱财,诱拐良家子的“迷魂阵”,想以此书来警醒世人。再如《海上花列传》“实写妓家,暴其奸谲”。鲁迅谈到清末狭邪小说时曾说:“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5]精辟地概括了这一时期娼妓文学的叙事特征。

文人再也无法掩饰娼妓堕落的事实,一种失望、遗憾的情绪流露于字里行间,连同文人自身的虚空和无以寄托尽付与这一声声无奈的叹息,正是:对此日之萧条,伤怀殊甚;忆当年之佳丽,回首难堪!无可挽回的残花败柳,不忍舍弃的风月浪漫,游移于二者之间的虚幻想象,使得清末男性文人对娼妓的再表现中充满了矛盾的声音。

 

参考文献:

[1]康正果.风骚与艳情[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美]高彦颐.闺塾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4]李国彤.妇女的“三不朽”:写作、教子与信仰——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明清妇女史的回顾与反思[A].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通讯[J].2005,(15).(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内部发行)

[5]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收稿日期:2006-09-11

刘秀丽(1980-),女,山东章丘人,史学硕士,湖南商学院女性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研究。闫月英(1975-),女,河北邢台人,文学硕士,西安欧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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