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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尽义务”到“享权利”:以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四女杰为中心的考察
发布时间:2012-04-04 09:42:42  点击次数:495次    [ 进入论坛]

   摘  要:武昌起义后的几个月里,先进女性或走上战场,和男子一道与清军浴血奋战;或在后方辛勤奔走,为军需后勤募捐筹饷;可谓与男子同尽了国民义务。因此,辛亥革命成功后,她们以义务与权利对等原则为理据,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女子参政运动之中,通过结团、撰文、请愿、创办报刊等形式力争女子参政权,在民初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参政活剧。之所以与男性议员、男性革命派发生尖锐的性别冲突,是因为两性对于女子参政问题存在理解上的落差,其背后则是男权意识形态的掌控。尽管女子参政权运动失败了,但先进女性从“尽义务”到“享权利”的思想转变,昭示了以湘籍女杰为代表的民初知识女性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义务 权利 湘籍女杰 辛亥革命

    戊戌维新时期,随着西方民主思想和女权学说的传入,湖南闭塞的风气渐开,一批批湖南女子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大胆走出家门,她们或高举民主革命大旗,或疾呼男女平权,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父权制度予以激烈抨击。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湘籍女性以“女国民”自许,或作为革命者,或作为女报人、女权运动者,投身民族民主革命,频频亮相于公共媒体,不仅彰显了湖南女子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也折射了民初一代知识女性追求政治民主的精神风貌。唐群英[①]、张昭汉[②]、张汉英[③]、王昌国[④]既是湖南女子的杰出代表,也是辛亥时期女志士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四位湘籍女杰之个人或集体行动为中心予以考察,以探寻湘籍女性是如何藉由为民主革命“尽义务”,继而要求与男性“享权利”的过程。

    一、“先尽吾人义务,然后再得权利”

    早在1904年,陈撷芬就阐述了权利与义务之关系:“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吾辈欲与之争,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1]武汉起义后,先进女性将思想化为行动,积极投身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热潮中,或主动参加光复各地的斗争,或组织女子医疗队开赴前线,或组织团体开展募捐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辛亥前后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的妇女,有姓名可查者约380多人,其中54人为同盟会会员。[2] 湘籍四女杰均系同盟会早期会员,在辛亥革命中率先垂范,成为叱咤风云的巾帼女杰。

    1、参军参战

    辛亥革命中,女子从戎热潮兴起,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后援会、女子协赞会等团体纷纷成立,多达数十支。她们以“追木兰、良玉之芳尘”[3]为口号,其言行举止甚至已超出木兰和良玉。唐群英1911年9月从日本回国后,先在上海参与策划武装起义,组织“北伐军女子救护队”奔赴战场,抢救伤员。后随黄兴到武汉,组织“女子北伐军”,任队长,率队配合江浙联军,参加攻克南京的战斗,立马横刀、冲锋陷阵,让世人为之侧目。

    时就读于圣约瑟女书院的张昭汉,认识到“金陵不下,东南半壁无根据地,天下事未可图也。然欲克宁,必先得苏、沪,以壮声势”[4]的情势,毅然离校,急电召回在广州的父亲张通典,于11月3日共赴苏州,连夜召集新军将领和士绅百余人,密商光复苏州大计。张昭汉参加各种准备工作,亲书“兴汉安民”,制成长旗、臂章,起草布告,镌刻“江苏提督之印”。在张通典等人谏劝和新军入城的压力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5日宣布独立时,“俄顷间,兴汉之旗遍城中,军警绕臂之白布与安民之告示,触目生惊喜……几疑神兵自天降。”时人惊叹:“彼等安知主动其中者,乃一青年女子耶?”[5]尔后,张昭汉发起成立“女子军事团”,自任团长,号召女子入伍:“愿我姊妹,扫除脂粉,共事铁血。兴亡之责,昔已签遗巾帼;先复之功,今宁独让须眉?!”[6]当各省宣布独立,而南京两江总督仍负隅顽抗时,张昭汉与谈社英、汤国梨等务本女校同学商议组织“女子北伐队”,准备参战,后得知南京已被攻克才宣布解散。

    2、筹捐助饷

    辛亥革命爆发后,为解决财政困难,募集军饷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先进女性主动请缨,积极参与。1911年11月初,唐群英、张汉英发起组织上海后援会,提出“集合女界同志,募集军资义捐金,以为民军后援”宗旨,派人到各省募款接济军饷粮,并组织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场。她们的主张获得上海女界的响应,拟“择定本月初五日开会,选举办事人员。一俟各项筹妥,即将随沪淞军队出发云。”[7] 12月初,张昭汉、马相先、张汉英、唐群英等19名女子签名发表“女子后援会意见书”,指出:“国不独立,则失所以为国,民不自由,则失所以为民。欲购此最大之幸福,必先掷最大之代价;此代价非他,赤血而已矣,黄金而已矣” ,“今吾女界俊秀,亦既有仗剑从军与夫献身看护君人者,吾多数之诸姑姊妹,虽纤弱不能任此,顾独不能输此区区之财乎?”[8]简言之,为国民之最大幸福,女界应不惜付出金钱乃至生命的代价。并于当日发表“女子后援会简章”。[9]

    12月,张昭汉、伍廷芳夫人成立“上海女界协赞会”,专“以协助军饷为宗旨”,张任总干事,发布敬告女同胞书,号召女界尽国民之义务:“吾辈女子同处国民之列,将来同食共和之利,兹岂可袖手旁观,一听其成败,而不稍尽其责任耶?”[10]该会很快推广到江浙地区,各地设分会。不到一个月,就募得款项五千元,拟购置北伐所需的枪炮专款;后又募得两万元,由张昭汉、唐群英等四人于1912年初赴南京面交孙中山。孙深表嘉许:“以此补助军饷,益可作三军之气。扫平索虏,女界亦与有功焉”。[11]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3月16日,“上海女界协赞会”改组为“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张昭汉被推举为社长,以“普及教育,提倡实业,鼓吹女子政治思想,养成完全之国民,以促进共和之进行”为宗旨,提出妇女参政、国会设旁听席等要求,得到孙中山的支持,赞其“志率高远,深堪嘉尚”,拨款五千元作为开办经费。[12]

    在女子后援会、女界协赞会垂范下,湖南女国民会1912年2月初发表“敬告女同胞”书,号召女界踊跃募捐,并陈明理由:一是只有担负责任才能改变歧视妇女的习俗,“如今他们男子们,就是说我们女子们不负责任,所以把我们当作一件玩物。我们如今千万要趁此机会,大家出来担负责任。”二是同为汉人即有尽义务之责任,“我女界同胞同是汉人,责任不论男女,都不可坐视旁观。”三是只有尽义务才能享权利,“我女界既能尽一分义务,必能得一分权利”。[13] 5月30日,女国民会举行国民捐活动,到会2000余人,输捐的各种物品折合值洋千余元。[14]

    由上可知,先进妇女在辛亥革命中尽了“匹妇之责”。孙中山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而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15]

    二、“同尽义务,即宜同享权利”

    如果说参军参战、筹捐助饷表达了妇女的义务意识,参政则表达了妇女的权利意识。江纫兰的表述提供了最贴切的注脚:“闻客岁汉阳之失,女子冲锋陷阵,实尽流血义务者,亦不乏人矣。故就军事而论,女子之有功民国,未尝稍逊于男子。同尽义务,即宜同享权利。”[16]换言之,女子既与男子同尽了义务,理应同享权利,这符合义务与权利对等的原则。基于此,以湘籍女性为核心的精英女性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女子参政运动中。

    1成立女子参政团体,要求女子参政权

    早在1911年底,革命战争方酣,林宗素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揭开了女子参政运动的序幕。尔后,中华女子竞进会、女子同盟会、湖南女国民会、女子参政同盟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等团体纷纷成立。以唐群英、张汉英领导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最负盛名,其行为与举止几乎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翻版,在民初社会引起的震荡是空前的。

    1912年2月20日,唐群英在南京发起召开女子参政同盟会临时会,出席会员280余人,以“联络全国女界各界代表,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为宗旨,张汉英发表演讲,申述女子参政之理由:一是男女同为人类,理由享有同等参政权,“参政权为男子分所应担,亦即为女子分所应得”;二是数千年的男性统治表明男子不能胜任治国责任,“其果能善未担负,我女界亦何必不自处安间?”;三是共和为男女同有,“共和者,女子所同有之共和,非男子所独有之共和也。”[17]张之演讲从女性主义立场表达了男女平权的正当性。尔后,唐群英、张汉英等20余人上书南京临时参议院,先阐述女子参政之重要性:“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继而提出方案:“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将本国人民一语,申明系包括男女而言。”[18]

    2月23日,临时参议院将该案提交请愿审查会。3月11日,孙中山公布具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其中回避了性别问题,使女界大失所望,唐群英等再次上书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使女子参政权得到宪法的确认[19]。3月18-19日,临时参议员讨论女子参政权案审查报告,以多数表决通过了审查报告。吊诡的是,会议最后的结论却是“多数认为吾国女子参政亦应有之权利,惟兹事体重大,非可仓卒速定,应俟国会成立再行解决,以昭慎重。”[20]实际上是以“慎重”为借口否决了女子参政权请愿案。

    4月8日,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湖南女国民会在南京召开联合大会,女子参政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通过政纲11条,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被分别推选为会长、总务部长和教育部长[21]。嗣后,发布宣言,称“吾侪回复权利,当以今日为其始期”,“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22] 12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公电各省都督、各政党及各报馆,指出《临时约法》以专制手段剥夺女权,“我女界绝不承认”。[23]在谴责参议院专制的同时,以“吾党”自称以与前者划清界限。

    得知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唐群英认为“此乃切肤之利害”,必“出死力以争之”,8月10日面呈《女界代表再上参议院书》。10月20日,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在北京成立,各地设支部,唐群英为总理,王昌国等为协理。鉴于反对的声音太大,唐提出暂且不争被选举权,集中争选举权,因为“第一次国会,女子既无选举权,将来第二次第三次的国会,女子更能争被选举权吗?所以现今争选举权,是第一次国会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将来争被选举权最重的关键,诸君切不可放松。”[24]这次会议明确了女子参政请愿继续进行的近期目标是争取选举权。尔后,围绕这一目标唐群英等人连续五次上书大总统和参议院。

    2、与反对派展开激辩,阐明女子参政之理由

    鉴于女子要求参政权的声浪高涨,1912年2月28日《民立报》发表署名“空海”的社论,提出“女子果宜有参政权乎”的疑问。社论从男女程度、男女特性、社会秩序等角度立论,提出三条反对理由:一是女子在政治上的知识与能力之程度不够;二是“男子居外”“女子居内”之特性,是自然规律,不可违背;三是女子是家庭生活的维持者,女子参政会扰乱社会秩序。最后的结论是:“世之论者但据第一理由,以为女子之知识程度不足,不宜有参政权;而不知若据第二、第三理由,女子纵人人读书识字,知识可与男子平等,亦不可有参政权。”[25]此论一出,立即在女界引起强烈反响,认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民立报》遂开辟“女子参政之讨论”专栏,持续约一个月,至3月26日,登载了10余篇文章。反对者以杨季威、张汉英、朱纶、姚蕙等人为代表,支持者以张纫兰、张孝芬、李净业等人为代表。

    张纫兰是支持空海者之一,曾留学美国。[26]张汉英撰长文予以反击。其一,针对前者认为女子参政将演出“非中非西,非男非女,非僧非尼”之恶剧,质问道:“不悉吾姊果何所见,而发此自卑卑人之呓语?” 其二,针对将女子参政与“无夫主义”相联系,断然指出“无夫主义”与参政乃“绝然两物”,“风牛马不相及”。其三,针对女子参政导致“狐媚蝇营”的看法,提出三点质疑:一是“以数千年全未参政之女子,乃欲据悬揣之理论,以必其为狐为蝇而桎之疏属之山,是何说也?”二是“患女子之狐媚蝇营,遂欲将全国之女子尽禁锢于政权之外?”三是“吾姊固女界一分子也,欲断女子为狐媚蝇营与否,请先以己躬为前提。”其四,断然否定张所持“男治外女治内为平等自由”。[27]

    半年后,反对的声音仍不绝如缕,唐群英撰写一万余言的《宣言书》展开激辩。首先,要求政府对女子参政予以“消极的保护”,即“不必法律上明畀我女界参政权,但使对于女子不加制限,对于男子不认专有之谓也。”其次,从约法、现行法、国家社会和现今世界趋势四个层面论证女界对于政权不能不争之缘由。最后,言明心志,“身可杀,此心不可死,头可断,此权不可亡。如彼男子垄断政界久矣……倘是热区区者而不佘畀行,将修我戈矛,整我甲兵,凭我一腔血与诸男子相见。”[28]唐的《宣言书》是以女子参政同盟会名义发布的,传达了女界誓与顽固派势力奋战到底的决心。

    3、以实际行动力争参政权

    除了直接上书孙中山和参议院,利用报纸媒体展开论辩外,女界代表还以实际行动力争参政权,在民初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参政活剧。

    得知议案被否决后,1912年3月19至21日间,唐群英、王昌国分率女界直闯参议院,以激进手段抗争,在舆论界掀起第一次波澜。据载:19日上午,南京参政同盟会唐群英率领30余女界代表,前往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声势甚为抗敌”,“参议院数十人均手足无措”,再三婉劝,始退出。午后开议时,女代表再次接踵而来,“该女子等竟敢坚执议员衣袂”。20日下午,唐群英等又前往参议院,“禁不令入”,唐等“遂将玻璃窗击破,手皆溢血,警兵往阻,女士等足踢之仆地”。21日早9点,唐等仍偕女同志至参议院,该院派卫兵驻守,强不令入。唐等谒见孙中山,力邀孙出席议院。孙答应同议院斡旋,当即指示女公子前往沟通。最后议院同意约法再议。[29]

    4月2日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位,女子参政权问题被搁置。女界决定北上,坚持抗争,“以期必达完全之目的”,《大公报》乐观地预言:“必将重演一出改良新剧矣”。[30]而女界北上被袁世凯视为洪水猛兽,他致电总理唐绍仪,要求“准其推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31],试图阻止请愿女子进京活动。女界未被吓倒,至8月,北上女代表已有百余人,成立女子联合会,连日开会,讨论进行办法,决定若遇阻拦,视其为“公敌”,“以兵戎从事”。[32]

    8月10日,袁世凯北京临时政府公布选举法,在国会议员资格问题上延续了南京参议院对女子参政的态度与倾向。大约同时,在革命党人阵营内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取消了“男女平权”政纲;在与其他党派合并过程中,出于妥协需要,党纲中竟删去“男女平权”条文。此举引起女会员的强烈抗议,再次掀起波澜。8月13日,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数人到会发难,谴责男会员不通知女会员,擅自将党纲中“男女平权”删去;指责宋教仁受人愚骗,“甘心卖党”,表示要以武力对待。随后,王昌国等数人到会哭骂,痛诋男会员丧心病狂,扭打主席宋教仁。后经张继许以从长计议,她们才离去。当晚,女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认为“会员变更政纲,以求利禄,既负革命死难之烈士,今日又复消除男女平权,竟将女界捐资助饷之义抛于九霄,陷女界永受专制,殊堪痛恨”,决定致电各省支部,“迅筹对待办法”。[33] 27日,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因“男女平等”等条款仍未写进党纲,唐群英、王昌国等赶到现场再次抗议,“势甚汹汹”。张继出面调停,书写“男女平权”,请赞成者举手,“乃得少数”。唐等不服,冲到宋教仁面前,“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34]

    9月1日,女子同盟会召开联合大会,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会上沈佩贞质问道:“既定名国民党,首先废弃二万万女国民,名尚符实乎?”“全国国民之一半为奴隶为牛马,尚足成共和国家乎?”并扬言:“如宋教仁、张继辈再敢崛强,我辈定以手枪炸弹对待之。”[35]随着革命党人政治上的日益妥协,孙中山尽管肯定女子参政的必要性,但也“爱莫能助”了。9月2日,孙在“致原同盟会女同志函”中不无难处地指出:“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君等专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36]不出所料,3个多月后,选举权请愿案被参议院否决,激起了女界无比的愤怒,谴责议员为“民国的妖孽,女界的蟊贼”。12月9日,唐群英、沈佩贞邀集数人,前往参议院谒见议长吴景濂。吴勉强接洽,便逃入议场,避而不见。女界代表“声色俱厉”,斥责反对女子参政权的议员:“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不顾!”声言:“即袁大总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37] 虽然请愿女子仍豪气千丈,但遭遇的阻力愈来愈大,争取选举权的努力已是强弩之末。

    4、创办刊物,继续宣传女子参政

    在南京、北京参政运动接连受挫的情形下,先进女性决定改变策略,以自办报刊形式继续抗争。神州女界协济社于1912年11月在苏州创办《神州女报》,张昭汉任社长兼经理,以“导启女界政治及实业思想,鼓吹国民道德与尚武精神”为宗旨,使“无男女皆有以扩政治之思想,急国家之义务”。[38] 1913年4月,张汉英在上海创办《万国女子参政会旬刊》,任会长兼主编,发刊词指出:“造就女子之知能,在广设学校,而灌输女子之学识则在编述报章”,故该刊“不特饷吾女子将来政学之南针,亦以药彼男子现在政策之砭石”,尤其可贵的是倡导“不党主义”,[39]拟从第三者立场监督权力机关。同年2月16日,唐群英、张汉英、丁步兰等留日归国同学共同创办《女权日报》,作为女子同盟会湖南支部机关报,是为湖南的第一张妇女报纸,该报坚持宣传“男女平权,并参国政”的主张,使长沙舆论界耳目一新。为派代表参加在西班牙召开的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6月14日湖南女界召开参政大会,张汉英动员女界“慷慨输捐,共成斯举”,最终成行,女子参政同盟会自此成为万国女子参政会的成员国。

    三、结语

    随着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加强,1913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被内务部勒令解散,历时一年多的女子参政运动落下帷幕。然而,先进女性从“尽义务”到“享权利”的思想转变,昭示了以湘籍女杰为代表的民初知识女性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也为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留下了宝贵经验。那么,为何湘籍女性在这场女子参政运动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呢?除了她们来自一个共同的省份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染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她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即均出生于传统士大夫家庭,自小接受完善的国学教育,后又在思想开明的父亲支持下,或东渡日本,或在沿海地区接受西式教育,这为她们参加民主革命、伸张自身权利提供了内在的精神动力。

    民初女子参政运动为何失败?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男权意识形态对民初公共话语尤其是把握了话语主导权的男性精英的掌控。表面看来,自戊戌维新始,梁启超、金天翮等男性精英就极力推崇西方妇女参政运动,但不过是将其作为一幅“西洋景”予以观赏而已,他们并未从思想观念上接受,故而对于女子参政他们时而鼓励,时而暧昧,时而贬抑,最终是断然否决。诚如有研究者所言:“参政和参战被中国男性阐释为一个分币的两面:参政意味着妇女向民族国家要求权利,而参战则是妇女为民族国家无偿地奉献自己的一切”[40],在精英男性看来,妇女参战是值得充分肯定与褒扬的行为,至于妇女参政则意味复杂。

 

参考文献:

[1]陈撷芬:《女界之可危》,《中国日报》1904年4月26-27日。

[2]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35页。

[3]《女子军事团警告》,《民立报》1911年11月18日。

[4][5]张昭汉与苏州光复,《神州女报》1912年12月,第1-2期。

[6]《民主报》1911年11月19日。

[7]《组织女子后援会》,《时报》1911年11月23日。

[8]《女子后援会意见书》,《神州日报》1911年12月6-7日。

[9]《女子后援会简章》,《时报》1911年12月7日。

[10]《女界协赞会敬告女同胞》,《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日。

[11]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640页。

[12]《孙中山复女界协赞会书》,《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9号,1912年2月6日。

[13]《敬告女同胞》,《天铎报》1912年2月8-12日。

[14]《湘中女界国民捐》,《民立报》1912年6月11日。

[15]《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函》,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53页。

[16]《说女子参政之理由》,《妇女时报》第8期,1912年9月25日。

[17]《女界参政同盟会纪事》,《天铎报》1912年3月2-6日。

[18]《中华民国女界代表上参议院书》,《时报》1912年2月27日。

[19]《女子参政会上孙总统书》,《天铎报》1912年3月18、19日。

[20]《否决案·女子参政请愿案》,《参议院议决案汇编》甲部二册,第1页。

[21]《女子参政同盟会纪事》,《神州日报》1912年4月11日。

[22]《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时报》1912年4月10日。

[23]《女子参政同盟会致各省都督等电》,《民声日报》1912年4月12日。

[24]《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志盛》,《民权报》1912年10月22日;《女子白话旬报》第2期,1912年11月。

[25]《对于女子参政权之怀疑》,《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

[26]《张纫兰致空海函》,《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27]《张汉英复张纫兰函》,《民立报》1912年3月21日。

[28]《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民国新闻》1912年9月4-13日。

[29]《女子参政同盟会力争参政权》,《时报》1912年3月23日;《女子参政之捷音》,《天铎报》1912年3月24日。

[30]《女子团亦有北上消息》《袁世凯电阻女子团北上》,《大公报》1912年4月10日。

[32]《女子要求参政权》,《太平洋报》1912年8月7日。

[33]《同盟会女会员之愤激》,《大公报》1912年8月16日;《女子大闹同盟会》,《民立报》1912年8月18日;《五政党合并改组续闻·女会员大展威风》,《申报》1912年8月20日。

[34]《国民党成立大会纪事》,《神州日报》1912年8月28日。

[35]《女子参政同盟会召开联合大会》,《平民日报》1912年9月7日。

[36]《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8页。

[37]《女士大骂参议院》,《爱国报》1912年12月11日。

[38]张昭汉:《神州女报发刊词》,《神州女报》1912年11月,第1期。

[39]张汉英:《本报宣言》,《万国女子参政会旬刊》1913年4月,第1期。

[40]刘慧英:《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附言:本文发表于《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被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12年第1期全文转载。



[①]唐群英,1871年12月出生于湖南衡山的名门望族。父亲唐星照以军功起家,官至提督,自小对她进行新式教育。4岁时扯掉裹脚布,父母听任之;6岁接受教育,10岁学习剑术,15岁时因发表处女作《晓起》被乡中士人诧为奇才。20岁时嫁给曾传纲(曾国藩之堂弟),常与秋瑾、葛健豪往来,并有诗词唱和。27岁时在殇女丧夫的沉痛打击下毅然回到娘家,深居书斋,广览维新著作。1904年,东渡日本,翌年成为同盟会第一个签字女会员,后投身辛亥革命并领导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

[②]张汉英,湖南醴陵人,生于1872年。父亲张云齐为附贡生,学通经史,汉英系独生女,幼小即授课读,每读既能背诵且融会贯通,兼有卓越超群的口才,被誉为“神童”。湖南创办女学后,父亲力排众议,送其入长沙女学堂。1905年入选公费留日生,进入日本青山实践女校,加入同盟会,后与丈夫李发群投身辛亥革命和民初女子参政运动。

[③]张昭汉,字默君,西名莎菲亚,1883年生于湘乡县。父亲张通典为前清举人,同盟会成员,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内务司司长。受家学熏染,张昭汉早年即有才名。先后肄业于上海务本女校和圣约翰女子书院。1906年加入同盟会,随秋瑾、赵声等在江浙从事反清活动,后投身辛亥革命和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

[④]王昌国,1880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人。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当选为中国留日女学生会领导成员。在辛亥革命高潮中,在长沙创立女国民会,发起筹捐募饷,支援革命。后投身民初女子参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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