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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老龄化时代的社会性别平等
发布时间:2006-06-03 11:52:58  点击次数:796次    [ 进入论坛]

试论老龄化时代的社会性别平等

袁继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 湖南 长沙410004)

摘  要:老年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老年妇女问题,老年妇女遭受年龄歧视的同时,还遭受着性别歧视。随着老龄化高潮的提前到来,未来的老年妇女同样面临着老年保障不足、生活质量低下等问题。我们在关注老龄化问题时,应关注社会性别问题。

关键词:  老龄化   妇女问题   社会性别平等

社会性别意识是国际社会兴起的与人口意识、环境意识并列的现代意识之一,它已经纳入联合国的人类发展统计指标,纳入国际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立法之中,成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依据之一。性别与发展理论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发展方式的变革时代。这种变革的核心是发展开始由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方式转变为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发展。其中性别公正原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性别意识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并尊重所有的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不分种族、性别和年龄、阶层。它倡导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免除压迫的平等关系。社会性别意识的内涵是从人的基本权利出发,重新审视和反思现存的两性关系和性别规范,清理和消除两性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壁垒和障碍,扩大男人女人的选择性,促使男女两性的全面健康发展。

2001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根据我国妇女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2001—2010年的可持续发展,《纲要》确定了6个优先发展领域,即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并把促进妇女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在国家宏观政策中多次提到性别平等。

随着国际社会将性别平等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了一种世界趋势。

一.老龄化中的女性化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老年人口的女性现象十分明显,而且越到高龄,女性所占的比例越高。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一项统计表明:在45岁以下的人口中,男女各占50%;到了65岁,妇女占60%,男性只占40%;在75岁以上的人口中,妇女占65%,男性占35%。我国的人口统计也显示了这种趋势:我国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明显提高,1998年为73.1岁,比男性平均高3.7岁。60岁以上女性人口占全国女性人口的比重从1953年的8.3%上升到1999年的11%,老年妇女正在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1999年,80岁以下的老年人口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是52%,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女性占到了64%。而在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男性人口是65355万人,女性为6122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4123万人。因此老年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老年妇女问题,老年妇女遭受年龄歧视的同时,还遭受着性别歧视。我们在关注老龄化问题时,应关注社会性别问题。

二.老年妇女的地位及面临的问题

妇女地位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概念,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可划分为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二者是妇女地位的两个基本层次。家庭地位则确定妇女对家庭资源的占有及分配,体现家庭内的性别平等;社会地位确定妇女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及分配,体现家庭外的性别平等。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如何?我们在对待男女两性老年人的态度是否一样?我们可以用社会性别方法进行分析,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老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老龄化过程中的社会性别差异。生理性别是男女两性生理上的差异。社会性别泛指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社会性别常常在社会制度(如文化.资源分配.经济体制等)中以及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传递和巩固。社会性别关系是合作、联系与相互支持的关系,同时也是冲突、分离与竞争的关系,是差异和不平等的关系。社会性别关系关注两性之间的权利分配。社会性别分析主要是探讨“谁做什么?谁拥有什么?谁来做决定?怎样做决定?谁得益?谁损失?”。社会性别分析强调了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中的不平等。

首先,传统的角色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读书、做官、种田、挣钱,男性的角色定位于养家活口、拥有决定权、处于支配地位、获取社会地位和声望。生儿育女、做家务、照顾家人,女性定位于关怀和照顾人的、以家庭为重心的、善于辅佐和服从的角色。这种性别分工制度与阶级等级一起构成阶级等级的双轨制,延续了几千年。这种按照性别分配权力、角色和责任,经过一代一代的制度化,对于男女的行为模式及地位带来深刻的影响。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男人和女人在社会家庭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角色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待。带有性别歧视的文化和传统,“男尊女卑”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不仅融进了普通人的头脑,更重要是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而进入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之中。人们因性别决定社会分工、工作待遇及行为方式,男性总是比女性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掌握更多的权力。这种社会性别歧视尽管由于历史和地域的不同,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不同,但却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可以是个体的或群体的行为,也可以是社会性的、体制性的国家行为,形成系统的、结构性的歧视。其次,在劳动力市场上,男性的收入一般高于女性。女性往往因为生育及家务等原因影响或中断职业的发展,当女性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时,中年男性的职业可能已经达到顶峰,而中年女性可能很难找到工作或维持就业。从收入比例来看,各个国家女性的收入都明显低于男性,甚至在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于男性的国家,女性的收入都要比男性低。瑞典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17.8个百分点,芬兰女性比男性低18.8个百分点,日本女性比男性低33个百分点。中国是属于性别收入差距十分突出的国家。据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城镇女性的收入是男性的70%,农村妇女的收入仅是男性收入的59%。第三,无论是中国还是经济发达国家,家务劳动以女性为主的格局依然存在。根据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个小时,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1990年缩短了6分钟。城镇在业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2.9小时,仍比男性多1.6小时。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得不到社会承认,既不能得到工资,也没有劳动保障。

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妇女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老年妇女保障不足的问题更为严重。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是劳动关联型的社会保障,即每个公民获得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养老保障、生育保障、工伤保障的数额,是与其工资水平、工作期限及劳动形式相关联的。妇女由于就业机会少、不能连续就业、工资低、从事大量的家务劳动等,因此不能获得与男性同样的退休金或养老金,有的甚至没有退休金或养老金。同时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男公务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女公务员的退休年龄是55岁。在机构改革中,女性的退休年龄甚至继续向前提。按现行政策规定,退休时工作满35年的,职务工资与级别工资两项之和按88%计发,工作满30年不满35年的,按82%计发。因此,男女不同的退休年龄,使女性在进入老年期时,享受的社会保障更低于男性。根据北京市1999年调查表明,老年男性享有离退休金的占72.95%,老年女性享有离退休金的只占52.15%,老年妇女不享受离退休金的占37.59%,而老年男性不享受离退休金的只占19.61%。根据上海市1995年的一项特困人口调查,女性老人大大多于男性老人,在低收入的老年人中,男女比例为17:83,在无收入的老年人中,男女的比例是9:91。由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要靠子女甚至于丈夫来养老,老年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提前退出使她们在经济上必须有所依赖,在私人领域她们不得不承担起照料人的职责:年轻时照顾子女、丈夫和上一代老人,进入中老年期后照料孙子女、子女、丈夫,老了以后还要照顾可能卧病在床的老伴,而自己则要独自面对病痛、衰老和死亡。不能自理时,老年女性需要依赖下一代照料,而照料者也主要是由年轻的女性(女儿、媳妇)承担。在女性的生命历程中,照料他人占据很大的比重。老年妇女的丧偶率远远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丧偶的人口中,女性的比重不断增加。199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55岁至59岁年龄组中,丧偶的女性占14%,丧偶的男性占6%;60至64岁年龄组中,丧偶的女性占25%,丧偶的男性11%;65岁以上的年龄组中,女性丧偶率达到65%,男性只占26%。由于女性老年人寿命较长,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比较大,再加上社会对待男女老年人婚姻的双重标准,造成女性老年人再婚障碍,女性老年丧偶以后比男性老年丧偶以后再婚的机会更少,丧偶带来的孤独、悲伤、空虚、寂寞、恐惧和无助,使老年妇女的生活极有可能迅速恶化。

老年妇女虽然平均寿命比男性长,但生活质量并不高。妇女的高龄化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发病率,上述各种社会因素也使老年妇女的健康陷入困境,而老年妇女享有医疗保险的人也比男性少,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加上老年保健知识的缺乏,使她们更多遭受疾病的困扰,小病不重视,大病没有能力去治;老年妇女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现有文盲8506万,其中女性占71%,是男性文盲的2倍以上,老年妇女的文盲率更高。她们一生操劳,乐于奉献,把家人的幸福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贫困也是影响老年妇女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不足使老年妇女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压力,贫困使老年妇女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严重挑战,老年妇女权益受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发达的地区尤为严重。有数据显示,自杀率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他国家的平均自杀率男性高于女性,世界上男性的自杀率为17.2%,高于女性3.6个百分点。我国恰恰相反,女性的自杀率18.4%,高于男性5.7个百分点。女性的自杀死亡率相当惊人,我国为33.5/10万人,而其他所有国家平均数仅为7.1/10万人。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农村妇女自杀死亡率最高,不仅远远高出城市妇女,也远远高出城市及农村男性,从1990年到1994年,平均每年高达17万人之多。在被遗弃、受虐待甚至被迫自杀的老年人中,绝大多数是无配偶、无文化、无职业的贫困老年妇女。

现在的中青年妇女虽然比上一辈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多地参与了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也有更多的经济来源,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但是,由于在劳动就业方面存在的职业隔离,使她们在经济参与的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她们的经济收入与男性相比仍然比较低;同时妇女在就业过程中因为生育等原因容易造成职业中断,再就业比较困难;退休的性别差距政策,使女性比男性提早退休,老年的保障程度自然低于男性。对现代女性来讲,一方面,她们不得不与男性在社会中竞争,“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另一方面,她们仍然被要求恪守家庭的责任,照顾子女、老人,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多种角色的扮演给职业女性将带来更多的困惑和压力。随着老龄化高潮的提前到来,未来的老年妇女同样面临着老年保障不足、生活质量低下等问题。

三.如何实现老龄化时代的社会性别平等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在老龄化过程,我们还应当特别注意性别差异问题。在几乎所有地方,女性的寿命要长于男性。但是,女性老年一般比男性老年更贫困,患慢性病和因病致残的比例更高,也更容易受到歧视和忽略。然而,妇女却承担了更多的照料家人的任务,她们有时是面对三重负担:照料孩子、照料老人及自我照料。可是,她们对家庭、社区和经济所作的贡献往往被忽略了。”因此,关注老龄化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提高老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真正实现老龄化时代的社会性别平等是十分必要的。怎样才能实现老龄化时代的社会性别平等呢?

首先,应该努力促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会议上提出,是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的世界思潮,它已经成为全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及平等机制的建立。

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即将性别意识引入社会发展以及决策主流。第一,政府要担负起促进妇女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第二,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该推行一种积极醒目的公共政策,把性别意识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第三,建立国家及地方一级的性别平等机制,保证性别意识的政策和方案切实得到实施和有效的监督。为了有效地监测性别平等的程度,避免主观随意性,国家性别平等机构要建立性别指标统计库,并纳入国家社会发展统计之中,以便准确地了解本国性别发展的程度、问题,掌握政策和计划实施的效果,提出改进和发展的新方案。在老龄工作领域应当包括:政府应关注老年妇女这个群体,了解老年妇女的问题和需要,制定并执行有利于性别平等的老龄政策,不断满足老年妇女的需要;建立性别敏感的老年统计数据,发展本土化的性别分析工具,对老龄问题进行性别敏感分析;推行社会性别预算政策,促使政府部门制定性别平等拨款的比例,审视预算项目对妇女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影响;进行性别平等评估;将性别培训与各部门的业务培训有机结合,引起全社会对老年妇女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其次,对老年妇女开展“增能(empowerment)”。一方面,增强老年妇女的能力和权利。目的在于促进老年妇女个体的觉醒,提升个人的自我形象和信心,这是改变老年妇女状况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为老年妇女增加可以调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提高老年妇女的社会地位。

同时,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特点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逐渐向家庭社会养老模式过渡。不断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家庭环境,使我们的社会真正实现“人人共享”,使所有的老年人包括老年妇女,在人生的最后旅途享受“金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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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勤.脆弱的老年妇女——社会政策的新视点[M].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3]        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2001.

[4]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5]        刘英.城市老年妇女的需求.中国妇女报.2002.7.16.

[6]        科菲.安南.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中国老年.1998.

[7]        刘伯红.老年问题的核心是女老年问题.中国女性文化[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8]        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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