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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视角独特的近代妇女思想史——《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序
发布时间:2011-07-11 10:51:39  点击次数:616次    [ 进入论坛]

 

                    一部视角独特的近代妇女思想史

              ——《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序[*]

                                  杜芳琴

    与万琼华博士认识是在八年前,我们一起进行妇女学学科建设项目的推动工作,她的学校是课程推广试点之一。那时她在洞庭湖畔岳阳湖南理工学院任教,除了教社会学,每年还在全校开设妇女/性别研究公选课,动辄几百人选修,教室爆满,学生因选不上而求请插班或旁听……这使我感到不解:一座规模不大的理工学院,为何这么多学生对妇女/性别课程如此热衷?2004年4月末,我亲历一个场面才揭开了答案:我们一行三人应邀来到万老师的学校作妇女学讲座,发现学校的大礼堂坐得满满的,余三定副书记亲自主持,数百名求知若渴的学子提问讨论之热烈至今记忆犹新。没有别的解释,湖南人拥抱新事物、新思潮,积极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近代以来屡着先鞭。今天读了琼华博士的新作,书中描绘的在女学新潮汹涌澎湃中周南女校格外耀眼璀璨,更证实了我的这一看法。

    那次讲座不久,琼华考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博士研究生,由于是在职,经常奔走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教学读博家庭三不误,自然三年辛苦不寻常。有付出就有报偿——博士学位通过,接着著作出版,看来很顺利,但是业内都知道,妇女/性别研究在中国尚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阶段,就像作者所研究的周南女校那些受人尊敬的创办者与知识女性的先驱们所做的那样。新书付梓在即,承蒙信赖托以作序重任,承允之下却又迟迟不能交卷,杂事琐务倒在其次,障碍在于我对近代史的一知半解,惶恐中写了如下文字,为就教于方家。

    整合思想史、社会史与妇女史的近代女子教育史

    该书作者多年进行妇女学研究和教学,在三年半读博期间潜心钻研女性主义理论并在如何运用于中国以解决本土问题狠下苦功,推出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新作——《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1905-1938)为中心的考察》,这是一部整合思想史、社会史与妇女史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也可以看作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近代妇女思想史。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意是优秀的历史著作都是当时代的思想史。最近,海外妇女与性别研究界已经开始深入到写妇女思想史的层面了。我知道,作者无意赶时髦;但只有经过理论提炼的历史著作才可称之为思想史,教育思想史也需要理论的指导。

    近年中国女子教育史论著百年来不乏力作,万著的特色在于:一、写近代女子教育史不是对近代女子教育事件的考据铺陈,而是侧重“女子教育思潮”的揭示梳理;二、不是忽略简约了时间、地域、阶层、性别的普泛的女子教育史,而是在整体时、空、人、事的扫描中同时聚焦个案深度描述的社会-女子教育思想史;三、不是以男性精英的启蒙先导为论述主线的精英思想史,而是包涵了女性在近代女子教育历程中主体建构与能动、两性互动的性别史。

    作为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史,该书的写法没有走历来以教育家或思想家观点的述评为重点的脉络路径,而是围绕两个关键词——“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展开叙写论述,以二者的内在关联互构作为主线,进行既有宏观思想史中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及其思潮的描述分析,又有微观层面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揭示。从《绪论》中可知,作者“力图整合被传统研究割裂的思想史、社会史与妇女史,以打破思想、社会、性别三者间的界域,为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进行初步尝试”,以开拓学术新空间新风气。作者确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不但避免了以往单一注重“精英”“思想”的内部结构逻辑、自我演绎变化,较少关注现实与大众心路脉动的思想史,而且还探索将自上而下的精英思想史与自下而上的大众视角结合起来看阶层、社群、性别、地区的交互关系的社会史,还要力图凸显隐没在历史中的妇女主体能动性的妇女史,将三者整合一体,这是该著独特之处和学术贡献之所在。

    该书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创新,与作者的女性主义学术素养分不开。社会性别与多元视角、理论与方法自如地运用于观察与论述分析中;敏锐的女性主义触角在史料收集使用中也显得收放自如,不是拘泥于编年史的事件过程、传记式的人物言行,而是围绕主题将全局性的官方文件、精英论说、文献记录、媒体评判,案例的历史考订、关键人物的材料梳理、重要事件的全景扫描尽收彀中,同时还不忘对女性人物、事件的特别关注。还应指出的,作者据地利之便、更赖学术敏感,捕捉湖南周南女校及女生群体,对尚活在世间的十位校友进行抢救式口述访谈,收集当时女生的自办刊物、书信、作业、回忆录等文献史料,查阅地方主流报纸,互为参照补充修订,多面向、多层次地展示她们的校园生活与社会表现,以勾勒出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主体身份建构的谱系图,诚为难能。总之,在宏观视野的语境考察中不乏细腻的情节铺陈和大势梳理分析判断,还有,与对周南女校的实证研究的结合;做到将语境、话语、实践、主体、效果一一勾勒、描绘、叙述、评说,使全书浑然一体。这些都在第一章绪论中交代论述颇为详赅,给人思想启发和全书阅读提示。

 

   情境化:置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建构于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两大语境中

    第二章“历史语境: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构与碰撞”在书中至为重要,是后面各章节开展故事叙写的时代依托和历史论说的落笔基础。从时间来说,这部近代女子教育的编年思想史时限定在从清末的1905年到民国时期全面抗战初期的1938年,在这短短的33年间,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南京政府的社会激变和思潮涌动。那是个民族主义兴起和女权主义进入且二者在中国遭遇后不断纠结、互构、碰撞,或彼此借用、或此长彼消的复杂纷纭的时代;也是国内外新旧思想在古老中国风起云涌,接纳迎拒、传播论争,各种思潮或活跃或沉寂变幻莫测的时代;更是空前未有的女子教育运动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女学生、女学人群体,开始走向社会,发出声音,展现才华,表达诉求,成就事业、变革社会的时代。就空间而言,在波及全国的“女学运动”的巨流中,周南女校的“小社会”,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是巨流中的璀璨浪花,她的兴替嬗变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和南京政府历史变迁的潮起潮落同步合拍,或激扬澎湃,或浅唱低吟,或迂回向前。这就是作者给我们展示的“女子教育思潮”和“女性主体建构的”的时代背景。

    如何将语境与话语结合起来呢?事实上,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在近代中国,既是现代性话语系统的构成,又是近代国际潮流涌动影响社会和人们的语境。跳出语义循环又打破陈陈相因论述模式,对近代这段历史进行有效的阅读、叙述、阐释,是对作者的一个考验。

    国内撰写的近代妇女史、教育史以及文学史中,多沿用上世纪20年代的“压迫-解放”的二元解释模式,而父权制、社会性别这些女性主义学术概念历史学界鲜有运用,至于将“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这两套现代性话语联系起来观察解释近代史更是少见。也许,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具“现代性”色彩的外来政治词语,“女权主义”这个近代舶来词常因新进人士滥用、误读而遭大众反感,甚至被保守人士“妖魔化”;也可能是我们的史学传统过于看重史料而不注重理论分析和史实阐释,或者习惯于沿袭压迫/解放论述框架不再求新求变。万著不但将两套话语系统和分析方法同时引入研究实践,并能做统合观以此作为论述背景(本身也是理论工具),有的放矢地切中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还能在“拿来”、“挪用”的自如中,自信地化转外来以适用本土,避免了在中国落地-“婚配”-生根中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或“树橘为枳”。

    对二者的关系摆位也是一个难题。作者清醒认识到女权主义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直接意义,因而论断“女权主义是中国妇女遭遇解放的一个媒介,伴随着民族主义从西方引入,因后者是前者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条件。”尽管民族主义基于清末的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强国梦先期由维新派论说而先期而至,女权主义在二十世纪初从多种途径转译引入,但是在本章叙写中,作者还是先写女权学说传入及“本土化”,再写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互构,末写二者之间的碰撞,因为毕竟女权主义话语的意识形态与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对女性来说更为直接真切。这一论述次序并不意味着作者忽视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在中国并生依存纠结难分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民族主义成为近代中国的主导话语并成为女子教育史的重要语境不是偶然的,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相逢同样是一种耦合机遇。急剧的社会变迁给精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使他们激扬文字,抨击时弊,构想新的民族国家蓝图,而他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又使其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因此,男性或女性都身不由己地既建构着民族主义,又为民族主义所建构。在这一背景下,“兴女学”不仅成为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互构的标识,也成为建构民族国家与男女主体身份的重要符码。但是,要清醒认识当时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相逢以及对女性的影响需要借助女性主义民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曾被完全殖民化的民族国家具有不尽相同的含义。作者在解释这一不同时,特别借助旅英以色列学者伊瓦·戴维斯的女性主义民族主义理论,那是一种用“国家大伞”统领民族、将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与无权的民众捆绑在一起、视文化传统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并以此为理据制定民族主义计划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民族主义”(state-nationalism,或简称“国族主义”),我也认为用国族主义来解释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男性和国家的关系就很有效。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国族主义不是表现为对外扩张,而是因积贫积弱受到外部列强欺凌瓜分的保种保国的应对;女子教育作为强种兴国的一种手段,调动起清末知识界男女新进分子的民间“兴女学”热潮,进而促进清政府“女学堂”制度建设的国家民族主义计划实施。从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定《女学堂章程》(包括《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到民国初期“壬子癸卯学制”实施,使女子教育制度化、合法化,就是这一民族主义计划的实践。尽管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在国家、男性精英和知识女性在女子教育的论述与实践(培养目标与办学宗旨、管理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依次展开,表现得差异纷纭而又据时而变;但是,一条清晰的以培养目标——由清末的“国民之母”、“贤妻良母”到辛亥革命与

    民国初期“女国民”的演化线索,昭示出女子教育作为女权的一部分如何从女权主义摄取一点魂魄而附丽在民族主义躯体而迂回前行的轨迹;尽管新/旧派别、男/女性别、官方/民间多种力量反复进行着磋商较量,然知识女性的主体身份也得以在其中建构和发挥能动。

    作者在揭示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纠结依存的关系的同时,又指出二者存在着的“内在张力”。她认为,“女权主义一旦被抽去民族主义的内核,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会受到威胁。”这是女权主义倚重民族主义的一面,事实上,女权主义也确实搭上民族主义的“便车”而得以行其道,以“兴女学”开其端的女子教育兴起与发展,知识女性群体的涌现便是例证。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搭民族主义便车的女权主义势必将被受庇护的民族主义“大伞”所覆盖,二者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如个体(包括女性)与国家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还有,男性主宰的民族主义话语下派生的女权主义能真正代表女性的权利吗?知识女性有自己独特的女权主义诉求吗?她们的诉求如何表达和实现?书中大量的事例告诉我们,在多数情况下,近代男性精英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往往成为对女子教育进行界定和对女性进行型塑的主导,他们对女性时而贬低(如“食利”、“分利”、素质差、牺牲品等)时而利用其生理、伦理特质(“善种强国”、“贤妻良母”、“国民之母”),时而颂扬为时代先锋(“女学生”、“新女性”),时而寻找根据将女性遣返家庭(“母性主义”)……不过,这些都是体现着国族、家庭、男性自己的理想、想象和欲望而已;无论新派还是守旧派,对女子的定位、型塑、教育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国危时呼其“善种强国”,国稍安即挥之去做“贤母良妻”。

    近代女子教育思潮就是围绕女子是否应受教育、女子教育宗旨、女子受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等问题展开。作为女子教育思潮的核心所在,是培养塑造女子担当什么角色,而不是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仅成为新旧两派思想交锋的焦点,也都是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碰撞的关节点。不过,女性不是纯粹的被动者或被定义的性别角色,那些得风气之先、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策略性地利用民族国家话语为女性群体争取权利——这正是作者在3、4、5、6章详细叙写论及的,也是我下面将要再次强调申述的。

    作为思想史的女子教育史与女性主体建构的妇女史

    既然作者把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建构置于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语境下进行论述,那么作为思想史的女子教育史与女性主体建构的妇女史,就要回答如下问题:女子教育思潮在这40年间(我将万著1905年起始年往前推至1898年)如何兴起变化?谁是掀起女子教育思潮的主要力量?他(她)们都说和做了什么?怎样影响到知识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女性是消极地被建构还是主体能动并成为时代的弄潮者?

上述问题作者用了绝大篇幅(第3-6章)皆一一做了揭示,我在此无须赘言。但这四章引发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而我最关注的乃是在40年间的历史大事件(变)中,男性精英们和他们主宰的国家政党以及女性自身的言说行为围绕女教(女学)与国族、女权关系的变化轨迹可否勾勒出草蛇灰线如女教思潮缘何而起?谁在不同时期操何样话语围绕着女教议题发声并建构着妇女?国家政党、男性精英、女性自己各自扮演何等角色?通过比较分析,能否发现些许“规则”、“定律”以启示今人呢?

    按照作者在这四章的论述,摘取精粹要点可列出下表:

                 女教思潮论说概览(1898-1938)

事件与阶段

女教论

国族论

女权论

男性论说(代表言论)

国家政党话语

女性言说

戊戌维新(1898-1907)

贤妻良母

保国论

天职论

梁启超: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保国、保种、保教。

女学堂:“总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为宗旨”(1907)

杜清池:国事重于家事,女子对国家的责任亦大于家庭。

辛亥革命(1908-1914)

女国民

责任论

公权论

蔡元培:女子解放第一要义,就是教育。

陈以益:“提倡女学,扶植女权,以为社会改良之基。”

女权挫败于民权:“女子参政,自宜决之于公论”(孙中山语)(1912)

吕碧城:女子亦国家一分子,担国家之责任,尽国民之义务,享公共之权利。

五四运动(1915-1923)

男女平等

天赋论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罗家伦:男女共同教育

胡适、姜琦等:自立女子,超良妻贤母(良妻、贤母、公民)

男女同校呼吁

教育部:发布取缔自由女学令,“务使养成良妻,庶于道德风俗各有裨益”(1917)

发布《新学制系统改革令》男女平等单轨教育体制建立(1922)

周南女校刊《女界钟》:“求平等,争解放”

国民革命(1924-1927)

新女性论

女子解放论

李六如:女子解放要从男子做起

李人杰:女子解放是要女子自己解放自己,不是要男人来解放的。

 

《三个摩登女性》:自食其力、理智、勇敢、关心大众利益;

 

南京政府(1928-1938)

母性主义

救国保民

妇女回家论

民族主义右转的复古主义

激进派对新女性的批评:“向男人炫耀和展示魅力的工具”、“提高婚姻身价”,“花瓶”。

保守派批评:应回到家庭,陶冶健全德性,保持母性特质,建设良好家庭生活。

南京政府: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女子教育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健全之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要图

中共六大:三种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女权主义的、基督的和国民党改良主义的

投入抗日救亡抵制母性主义教育;或暂时妥协自我提升:养成正确人格,打破虚荣,认识自己地位,端正求学目的,发展个性,求得正当职业和人类美满(女学生)

 

    该表显然不是一个准确的编年考据式的梳理,但从中可以看到男女两性在这40年间因时而变的女子教育思想是什么?又是如何对女性身份建构发生影响?

    男性(国家与政党)建构女性:不错,国家(辛亥革命始兴政党)话语是强有力的,然而,国家政党是由有话语权的男子操控的。可以说,男性、国族、政党话语在很多时候已经混同为一,尽管时代有变迁,男性有差异,但对妇女的期望、要求、塑造却惊人雷同。正如书中作者所概括的,“以贤妻良母观作为底色贯穿始终”;伴随着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演进,对女性形象的重新界定和身份定位随之开启,由贤妻良母衍生出“国民之母”、“女国民”、“新女性”等“新”名词,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女战士”、“女同志”和“现代女性”等具政治色彩的称谓;但又在一定条件下(民族危机与复古主义),“母性主义”、“救国保民”与“妇女回家”卷土重来。这些变换的概念名词就勾画出以男性为主导的对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大致脉络与曲折历程。

    书中也指出,男性精英不是铁板一块。那些启蒙时期、革命时期呼唤解放妇女的精英男性,值得我们钦佩其见识胸怀:像蔡元培、朱剑凡等这样具有远见而又务实的教育家永存由衷的敬意,像孙中山那样始终真诚地同意赋权利于女性的革命先行者,更难能可贵,值得钦敬。但是,近代以来更多男性精英对待女性教育秉持“工具论”高于“女权论”,以致在国家危亡时他们呼唤女性为国族献身——开发女性的身体资源以利国——生育强种,坚持女性传统角色以宜家——良妻贤母;凡持此论者,对妇女权利,要么缄口,要么反对,要么反对——集中在参政与社会职业上——常以“妇女不宜”和“男子尚无”为借口而推迟搁置妇女应有的权利。就连书中浓墨重彩予以书写的周南女校创办人、锐意革新于女性教育、历尽艰难力保周南声誉的教育家朱剑凡,也在二十年代初,受当时保守政治和父权家长制左右,产生了由“锐意革新”到“忽变冷静”直至倒退的思想变化,最终引发“周南退学风潮”(1921)。

    国家政权和政党对妇女的利用在那个时期更显得赤裸裸和矛盾百出:清政府的“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的的教育宗旨,实际上以存礼教统御知识;民国伊始对女子参政的许诺也出尔反尔,连最支持妇女参政的孙中山大总统,因屈服于反女权的政要和知识精英们,以“宜决之于公论”相推诿;北京政府时期的教育部干脆连“自由女学令”也取缔了,而退回到“务使养成良妻,庶于道德风俗各有裨益”;南京政府更保留虚与委蛇的“男女教育机会平等”,而以“培养博大慈祥健全之母性”,作为“救国保民”、“优生强种”“之要图”,重新回到清末的老路,40年间,就当局而言,好像是一个轮回。

    如果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曾给女权主义“搭车”的机会,也是因为车子的大方向是与“国”、“族”“同路”,男性精英以引路先锋自居将新社会意识形态建构妇女并带来解放妇女的“福音”;如果女权的争取越雷池一步,搭车的女权可能被推下车子。这就是中国早期女权主义者寻求生存发展策略的苦心所在,“常青”不总是在“引路”,两性不总是合作与和谐,这之间的张力是以女性的让步、磋商、以曲求伸的“阴性策略”保持平衡的。

    女性的自我建构:女性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纯粹的被动者,近代以来的知识女性更不是被定义被建构的一群,那些得风气之先、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策略性地利用民族国家话语为女性群体争取权利的同时,也对社会做出贡献。

    从秋瑾、吕碧城等从女子与国家、国民的关系入手强调承担国民责任义务和享公民之权利对等的智慧论证,到受惠于女子教育的各地知识女性的群体性社会参与,特别是作为群体的周南女学子中的巾帼英才,如为社会变革、民族振兴的向警予、陶毅、蔡畅、魏璧、劳君展、黄慕兰、杨开慧等先驱们的贡献,就是女性群体的主体建构日臻成熟的有力说明。

    以“责任话语”建构主体身份,并非只是中国女性主义的独创那些有被殖民经历的民族国家在独立的历程中,女权主义者也及时抓住机会取此解放路径策略。万著对“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定义是很准确的,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女性在认清男权制压迫本质的基础上,以思想或行动突破男权文化强加的障碍,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展现人的尊严,变客体为主体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当然,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参与社会改变行动的过程,不止是为女性自己的脱颖而出,在社会占有一席之位,婚姻交易中提高身价,更不是满足虚荣,浪得浮名,正像周南女校学生所言:“养成正确人格,打破虚荣,认识自己地位,端正求学目的,发展个性,求得正当职业和人类美满。”女性的自省、自警、自励、自强本身就是主体建构的一部分。

    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之后又如何?这本来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这里要强调的是,只是确立了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并不能解决妇女、性别和社会所有的问题,重要的是投入到社会文化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变革,舍此,别无他途。

    总之,面对如此源远流长建构完备的父权制传统,女性深知文化积淀与负载之沉重,改变制度文化结构路途漫漫。先辈们为女性求解放的经验已经衣钵相传给我们,今天依然面对新语境主体身份建构的困境:面对全球市场化,以贡献求地位?社会性别主流化?未必都从人心愿,但对性别平等理想的憧憬促使投身现实的奋斗,正是环球同此凉热的运动大潮,不可逆转!

作者简介:杜芳琴,女,河北省永年县人,文学硕士。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妇女学与中国妇女/性别史,主要社会兼职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副会长等。

 

附:本著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序言已刊载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


[*] 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1905-1938)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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