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正文
试论生育率、议价能力与女性劳动参与的关系
发布时间:2006-05-22 09:03:27  点击次数:776次    [ 进入论坛]

作者:1、华中农业大学 2、华中师范大学 3、湖南理工学院   郑美琴1、3 祝平燕2 王雅鹏1

国家商业核心期刊 《商业时代》邮发代号:2-207

内容摘要:国际上的许多实证研究都发现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与其劳动力供给是负相关的,然而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正相关关系。目前,我国理论界尚未给出为何会员呈现正相关关系的合理解释。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我国女性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正相关关系是由制度原因造成的,而在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初步形成条件下,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造成的。

关键词:生育 议价能力 女性劳动参与
  
生育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早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曾预言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幸福的持续下降”,因此随着 “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

以马尔萨斯(Malthus)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研究人均收入无增长的传统农业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社会生产能力的进步导致人口的增长,其核心结论是人均收入趋向一个常数。

现代增长理论研究人均收入可以持续增长现代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技术进步不影响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外生的,其核心结论是规模不变或者规模递增的技术能够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古典经济理论与现代增长理论都很好地解释了各自所关心的经济现象。然而,为什么传统人均收入无增长的经济会向现代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经济转化问题,至今仍是发展经济学家努力想揭开的一个谜。
  
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关系的综述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生育与其它重要的经济变量,例如女性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Becker(1965)认为,劳动参与决策(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s)是一个家庭在竞争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之间分配时间这个更一般问题的重要方面。一个已婚女性必须适当地将其时间在市场劳动(market work)与家务劳动、休闲等非市场劳动(non-market work)之间进行分配。

女性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对其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可以用一个函数g(w,wg)表示,其中w表示期望工资,wg表示在家的时间价值(the value of time in the home)。wg的函数形式是wg=k·I,其中wg表示女性在家的时间价值,I表示女性的各种非市场劳动价值,k表示女性亲自从事各种非市场劳动给家人带来的福利价值与相应的非市场劳动价值比值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k是度量女性的议价能力指标,是女性及其丈夫的禀性,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的函数(Becker,1973)。

国际上的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与其劳动力供给是负相关的,例如Hyunbae Chun 与Jeungil Oh(2002)估计了生育对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影响。他们发现,生育大幅降低了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其它研究也发现,低生育导致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加趋势(Presser与Baldwin,1980; ESCAP, 1995)。

然而,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正相关关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我国女性的生育率偏高,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为5.87,60年代为5.68,70年代为4.01。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几乎人人都参加生产活动。全国育龄女性生育水平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大幅度降低的基础上,到80年代又有显著下降。具体说,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1980年为2.24,1981年为2.63,1989年为2.25。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平均每个女性活产子女数为2.10,平均每个女性存活子女数为1.96,总和生育率为2.31。自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下降。全国妇联第二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城镇女性18至49岁的青年女性在业率为72.0%,比1990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

我国学者姚先国和谭岚(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1988—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估计,在过去的15年内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1988年,我国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91.37%;2002年下降为83.33%,下降了8.04个百分点。对比之下,男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1988年和2002年男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96.41%和94.11%,下降幅度为2.3个百分点。]

然而,怎样理解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呢?目前我国的理论界尚未给出合理解释。本文从这个正相关关系问题入手,具体分析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
  
生育率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途径
  
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工资收入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可以减少女性生儿育女的时间,使女性有较多获得教育与训练的时间,从而掌握较高的生产技术。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未以来生育率大幅下降,女性享有了更多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提高了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据统计,在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有26.8%的人最高学历是通过成人教育获得的,比男性高2.2个百分点。有13.5%的女性近3年来参加了某类培训或进修,40岁以下城镇女性参加培训的比例达26.1%。城镇女性参加的培训以进修、专业职业培训为主,占72.2%;农村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为主,占61.5%。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实际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一般来说,一个工人只有当他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时,才能获得较高工资的工作岗位。因此,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其工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工资收入,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1995年,日本内阁兼管女性事务的官房长官在一份“女性白皮书”里称,日本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是26.1岁,每位已婚女性平均只想要1.46个孩子。这份白皮书称,日本孩子的出生率正在日益下降,与此同时,各个年龄段的职业女性比率在不断增加,其工作年限也越来越长。2002年,日本女性平均工作年数达8.8年,比1975年的5.1年延长了3.7年。

在我国近些年来,丁克家庭在城市青年尤其是白领夫妇中的比例有逐渐上升之势。根据零点调查公司2002年2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而且近七成被调查的人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多。调查显示,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的都是一些“三高家庭”,即高收入、高学历、高消费的家庭,这些“丁克家庭”中的女性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

事实上,降低生育率有利于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体魄会选择使用药品等市场消费投入和时间,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才会预期有较长的工作时间。因此,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增加女性的议价能力
孩子是维系婚姻稳定的重要纽带。从理论层面来说,女性生育越多,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越低。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她的议价能力越低,这个判断符合我国实际情况。20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的出生率很高,一般家庭都有三个以上小孩。因为家庭负担重,我国已婚女性绝大部分是家务工作双肩挑。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现计划生育,生育率开始大幅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开始普遍提高,女性议价能力也大幅增加。

女性的议价能力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

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时,考虑了女性的年龄、在以色列居住的时间、家庭出身、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异、小孩的个数以及教育程度等对女性议价能力的影响。他们做回归分析后发现,生育率与女性的议价能力负相关,即女性生育的小孩越多,其议价能力越低。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通过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他们还发现不同议价能力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同,议价能力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

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可以假设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同样能够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我国目前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分析
  
本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降低生育率既有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同样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到底是哪种作用占主导地位,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女性有自主选择权。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即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女性没有选择权。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作为国策强制执行的,不是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而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深入人心,绝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自觉地实现计划生育。

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解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鼓励生育和开始控制生育。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绝大部分家庭都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

在第一阶段,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呈正相关关系,显然是计划经济时期过分追求高就业政策与鼓励生育政策的结果。

在第二阶段,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作为女性保护者的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下岗和失业现象日益严峻,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生育率不断降低,但我国女性收入不断下降,而且预期的工作时间也有所缩短。因此,生育率降低没有起到增加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的作用。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必然会呈正相关关系。

在第三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在第二阶段里阻碍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增加的相关力量已被削弱。因此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在这一阶段内,我国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家庭与生育.江苏社会科学,2004(4)
  2.刘伯红.第二届东亚劳动论坛:女性与就业.女性研究论丛,2004(1)
  3.王世军.苏联女性就业问题.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89(4)

 

打印该页 】【 关闭窗口
评论
签名: 验证码:
内容:
 


    暂无评论
麓山枫网站 版权所有 © 2006-2019  湘ICP备08003614
网站统计 管理登录 QQ:904518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