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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双重政治伦理价值取向
发布时间:2010-10-26 21:46:04  点击次数:874次    [ 进入论坛]

 

[摘要]“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既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又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它内含着权利和责任双重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其中的责任不仅是“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特定内容,并规定着妇女在此期所争权利的性质和价值,遂被妇女视为获得自身解放、实现自身权利的重要途径。只有认识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内含着双重政治伦理价值取向,才不至于作出片面的乃至错误的评判。

[关键词]“五四”时期  妇女解放运动  双重政治伦理价值取向

                   Dual Valu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about

            Women Emancip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with the previous Chinese women emancipation movement and western feminism movement, Wusi women emancipation movement shows the dual valu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containing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responsibility embodifies the then history tasks and has certain contents, regulating what rights Chinese women will obtain at that time. Meanwhile, the responsibility is perceived as ways to liberate women and realize their rights by Chinese women during Wusi movement. Only sensing this dual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can we not have incomplete and even wrong views about Wusi women emancip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Wusi period.

   Key words: Wusi period; women emnancipation; dual valu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五四”时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不仅民众的反帝爱国、反军阀争民主的热情普遍高涨,妇女也开始挣脱束缚其精神枷锁,首次以集体行动登上历史舞台,对政治发言,以争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那么,对于这场妇女解放运动究竟该如何定位和评价?是男人“解放”妇女的运动还是妇女自身争取解放的运动?是如同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那样以权利为核心还是兼顾权利与责任二者甚至是偏重后者?在我们看来,只有重返历史场景,客观了解妇女对权利与责任的理解及行动,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更准确地对其予以评价,有根据地澄清将其视为伸张妇女权利的单一取向,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区分开来。

                                                   一

    可以说,“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场以摆脱妇女受奴役、受压制、受歧视的命运,改变妇女非人地位为直接目标的运动。在此意义上,它首先是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必定内含着妇女权利这一伦理价值取向。

    无须讳言,在“五四”之前的历次妇女解放运动中,妇女权利(如受教育权、参政权等)已为先进人士所关注与强调。此期之所以重申妇女权利,甚至以此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伦理价值取向,并不是因为妇女业已拥有这些权利而试图求得更多权利,而是因为作为整体的中国妇女并未真正享有上述应得的权利(即便个别精英妇女一度拥有过),由是可见,伸张妇女权利依然是一项未竞的事业。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尽管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但就其发生的内在机理而言,无疑是本土妇女解放运动的延续。以男女平权为目标的妇女解放运动,肇始于太平天国运动,尔后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两大历史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决定了历次妇女解放运动均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不但农民阶级发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如此,即便是深受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影响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亦然。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申言“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1],中国同盟会总章(1912年3月3日)将“男女平权”列入九大政治纲领,尽管孙中山认为妇女理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将“男女平权”纳入“三民主义”,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妇女并未因作出的贡献[①]而获得被承诺的、应得的权利。

    为什么妇女在历经多次妇女解放运动之后仍不能拥有应得的权利,或者说,为什么妇女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获得的权利会轻易地丧失?对此,“五四”时期的先进女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究。她们认为,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封建复古思想的回潮。虽然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但封建纲常伦理依然束缚着时人的思想观念,使歧视乃至否定妇女权利的保守派势力极其强大。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即为例证。袁在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为维护独裁统治,1912年9月20日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强调“中华民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2]在女子教育宗旨方面,袁政府重申“贤妻良母”之必要性。教育总长汤化龙公然宣称:“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贤妻良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3]至1919年前后,女子教育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教育宗旨囿于“育成贤妻良母主义”、“挽其委琐龌龊或放任不羁之陋习”[4],因此,“这些女学校性质虽各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向学生进行贤妻良母的教育。”[5]官方之所以推崇“贤妻良母主义”,其用意无非是让女生恪守封建妇道,放弃对个人自主权的追求。

    其二,妇女自我意识的缺失。1912年3月,孙中山在《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中指出:缠足既“残毁肢体,阻瘀血脉”,又使妇女“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因此,“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6]尽管政府当局发布禁缠足令的出发点在“培国本”,但毕竟助于妇女肢体的解放,可令人扼腕的是诸多妇女置禁缠足令于不顾,依然固我。为恢复“男女平权”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的合法地位,以唐群英为首的先进女性1912年4月8日在南京组建“女子参政同盟会”,令人扼腕的是竟有女会员为袁世凯所拉拢,有的担任袁政府的“顾问”,有的在被“教育”后宣布退会。更有甚者,时至民国六年,仍有贞节烈妇不断涌现。1918年7月23日的北京《中华新报》刊登《会葬唐烈妇记》一文,文中褒扬的唐烈妇为守贞操不惜放弃生命权,在丈夫死后的98天中先后3次绝食,“亲试”了喝盐卤、投河、上吊等多种自杀方式,最后喝砒霜而亡。[②]

    其三,性别歧视的普遍存在。尽管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国民均享有参政权等一切平等之权利”,但在第二章第五条规定的“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并未包括“无男女之别”。同年7月,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原有的“男女平权”条款在新党纲中被删除,女同盟会会员的参政权随之被剥夺。此举引起女界强烈不满,唐群英等人上书孙中山,一面质疑临时政府参议院,一面申明“男女平权”之正当性与必要性,要求《临时约法》恢复“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款,但遭到参议院大多数议员的拒绝。即使是为民主建国浴血奋战的民主人士亦如此,如同盟会的元老黄兴、宋教仁就坚决反对妇女参政。迫于舆论压力,孙中山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积极支持到谨慎的许诺以至爱莫能助的转变过程,最终仅为女界面授权宜之计:“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之女子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可以与男子争权,则必得胜也。”[7]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民初女子参政权请愿运动的失败,从性别冲突的角度来看,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欲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面相。”[8]

    民初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面相使妇女中的先进分子体认到,争取妇女权利不能仰赖男性及所把持的政府。在她们看来,男性解放妇女,并非真心实意地为妇女争权利,只不过“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我们都是女同胞识字中二千分之一的人,责任何种重大——我们抬头看看,那些熙熙攘攘的,那一个肯加入这第二火线来做我们的后援!”[9]此翻感慨与孙中山的告诫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男女平权一事,……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10]其实,即便男性加入妇女解放阵营,但他们未必能为妇女争得权利。因为,从当时的世界局势看,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男性同样受到世界最强势的帝国的打压与奴役,即“大官则受制于朝廷,小吏则受制于大官,百姓则受制于小吏,今且举朝廷大官小吏百姓而悉受制于外人”[11],故而“不独女子没有女权,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子也并没有得到民权”[12]。男性自身无权可言,又怎么可能去为妇女争权利呢?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五四”时期的先进女性认识到只有妇女结成团体、组成独立的政治群体才能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③]

                                                     二

    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无疑是“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但若止于将其定位于妇女对自身权利的伸张,甚或如西方女权主义寻求的那样从男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权利,就会有失偏颇,贬低其价值,乃至作出错误的评判。其实,“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有另一重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即妇女作为国民一分子的责任/义务。这种责任/义务不仅是“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定内容和历史使命,且规定了妇女伸张权利的性质和价值。对此,向警予有着清醒的认识:“如若死板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闭着眼睛依样葫芦地喊男女平权,以为只要取得和本国男子同等的地位,便算目的已达。……那时候,便可随时随地直接领略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土匪般掠夺的滋味。”因而,“在中华民国未能达到独立自由和平统一以前,漫说妇女的彻底解放不可能。”[13]其言下之意是妇女应将民族国家的责任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五四”时期的先进女性之所以认识到责任/义务的优先性,是因为后者不是由妇女对摆脱自身屈从地位的期望生发出来的,而是特定的时代语境所赋予的。这就是说,“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并不是作为被奴役者的妇女的独特要求,而是时代的客观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向警予所指出的,她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不是哪一部分人或者哪个阶级寻求解放的时代,而是一个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性质的时代,是一个“劳动解放、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的呼声,布满全球,历史的进化,业已踏上人类总解放的时期”[14]。这个时代不仅要求男人彻底解放,而且也要求“中国妇女要将自己从层层压迫之中解放出来,站在‘人’和‘国民’的地位”[15]。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不再是“政治的解放”,而是“人的解放”。

    既然“五四”时期妇女的终极诉求是求得“人”和“国民”的地位,那么,承担“人”和“国民”之责任/义务理应成为题中之义,而这种责任/义务就是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消灭私有制,建立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自鸦片战争始,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甚至可以说,“就是列强一个殖民地”,“无处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主奴结托恣睢横行的把戏” [16],“生活于两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并也未曾尝过人权民权的滋味”[17],“洋人军阀的两层高压之下早把全体人民变成奴隶,还有什么女权不女权?”[18]对此,向警予断言:“中国妇女运动,业已带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盖呻吟憔悴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两重压迫之下的中国,非将人权民权首先争回,女权不能有存在的根据。”换言之,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双重压迫下,与女权相比,人权、民权乃至国权具有无可辩驳的优先性,因此,“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19]。在她们看来,妇女运动与政治改革运动(这里指代民权/国民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有了民权运动才有女权运动,女权运动绝对不能离开民权运动而独立”,而“民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所以我们要争回女权只有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面去争”[20]。故而,投身“普遍的民权运动”成为“五四”时期的妇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女校成立“女学界联合会”,向全国妇女发出《告全国女界书》,明确提出妇女的责任:“我中国女子,遂无生气乎!何数日之吞声缄口寂然无闻也。青岛为中国人之青岛,中国为四万万人之中国,非独男子之中国。……我辈女子,宜振奋精神起而响应,庶共辅爱国诸君子之进行。按之良心人格,实属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所冀我女界同胞投袂而起,惠然肯来,合群策群力以济难关,向政府陈告力争,保全我领土。勿甘雌伏之讥,共奋雄飞之志。”[21]“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宣称:“盖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际兹危亟之秋,焉有袖手之举?我女界亦国民份子,岂能不尽其卫国责任?纵使起舞无剑,何难昧旦司鸡?此爱国同志会所以思唤醒我无量数无知识之女同胞,使人人皆有国家思想、国家责任也。直以自励其身,兼以教其子女,苟能普及全国,人人如是,则异日者或不致再蒙今日之强权欺凌,不致再现今日之卖国孽种,而爱国同志之天职于以尽矣!”[22]饶有兴味的是,不仅女学生有着强烈的国民意识和国民责任,连娼妓和家庭妇女的国民意识也被激发出来。上海妓女妙莲,以尽国民责任为由向国民大会捐款50元,后又登出敬告曹章陆三卖国贼的告白,并印制《敬告花界同胞书》,号召妓女“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23]进京请愿的天津女学生代表肖秉秀被军警拘捕后,其母亲登报函告女儿,称“余系孀居,膝下仅有汝侍奉,以慰晚年。无如当局昏馈,国势垂危,各界遣派代表请愿中央,以冀救我国之危亡,除雪[万]恶之官吏。余老矣,恨不能随诸代表后,以尽一分子国民之责任,仅遣汝随群贤后,作秦庭之哭”,“母有一言寄汝,宁愿汝死于囹圄中,以救得国家,无逍遥于庭帏内,而为日后之亡国奴也。吾心虽悲,为救国计,亦愿忍痛。汝之尽孝在此,汝之报国亦在此”[24]

   “五四”时期的妇女不仅意识到了应承担的国民责任,而且还主动地去承担国民责任,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封建礼教、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活动中去。其中,女学生的表现最为突出作出,“女学生主动参与到这场学生运动之中,体现其主体性,而使其政治身份得以被承认。”[25]由于校方阻挠,女生们虽然没能加入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的行列,但5日晚,当女高师学生得知男生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集会,商议“救国之略”;6日,邀齐全体同学开会讨论,决议散布传单;7日,她们不顾政府禁令和校方阻挡,联络北京十多所女校的女生代表40余人,成立北京女校联合会,发布《北京女校致巴黎和会各国专使电》和《告全国女界书》,一面要求专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一面号召全国妇女团结起来,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的行列。在知悉6月3日至4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逮捕1000多学生的消息之后,全国妇女纷纷罢课、罢市、罢工,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同时,女校学生还号召全国妇女抵制外货、改购国货。湖南省立一女师学生发布《女学生提倡国货通启》,表示“我女界同人,分属国民之一,国家兴亡,与有责焉,纵不能挥戈杀敌,效力疆场,然抵制外货一端,则人人能尽之责。”[26]为落到实处,专门组织了演讲团,深入家庭进行宣传,“其讲演方法与男校稍异,每日由演讲部轮流四五人,往各公馆对各太太奶奶小姐将某国如何虐待我国及抵制某货、提倡国货种种情形,仔细讲演,并劝平日所用之装饰品均须改购国货。”[27]组织的国货贩卖团,更是走街串户,推销国货,揭露奸商。

    由妇女所意识到并承担的责任可以看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既不同于以往的妇女解放运动,又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即不仅仅是在现存政治条件下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而且还是“妇女的人权运动,也是妇女的民权运动。不独妇女应起来运动,即不是妇女而是一个酷爱人权酷爱民权的男子也应该起来帮着运动。”[28]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妇女已认识到,妇女解放运动不是不去改变既存政治制度的改良运动,而是将之作为“中国整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因为“只有推翻剥削阶级,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妇女运动必须与革命运动相结合”[29]。她们相信,如果走改良道路,采取请愿或者抗议的方式,而不去反对封建礼教、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乃至整个剥削制度,那么,这种妇女解放运动的最终结果“不过是无聊的议员队里增加了些可耻的女官僚”,妇女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因此,“五四”时期的先进女性实际上是将承担国民责任视为获得自身解放、实现妇女人权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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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宗爱国报[N],191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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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撷芬.独立篇[J].女学报,1903(1).

[12]向警予.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29日)[G].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99.

[13][14][16][17]向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1月1日)[G].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52-153,151,151, 152.

[15]向警予.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1925年1月11日)[G].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91.

[18][19][28]向警予.中国妇女运动杂评(1923年12月1日)[G].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41.

[20]向警予.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29日)[G].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99-200.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29.

[22]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40.

[23][24]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34,630-631.

[25]宋少鹏.赋予五四运动以社会性别:女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0-66.

[26]女学生提倡国货通启[N],湖南大公报,1919-06-18.

[27]女学生按户宣讲 阃以内则君主之[N],湖南大公报,1919-6-12.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493.

附言:此文刊于《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5期,并被人大复印中心《教育学》2010年第9期全文转载。

[①] 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参加革命活动的妇女,有姓名可查者380余人,其中54人系同盟会会员,她们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宣传、革命教育、捐款、后勤、掩护联络、运输、暗杀、侦探、武装起义等。孙中山在《致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函》中写道:“(妇女)热心毅力,分途劝募,以助军需。……益可作三军之气,扫平索虏,女界亦与有功。”参见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第2035页和陈旭麓,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

[②]此事的发生与民国初建时袁政府颁布《修正褒扬条例》有关,该条例褒扬贞女、贞妇、烈女、烈妇,以顽固地维持不平等的性别伦理道德。

[③]“女权运动的意义在于免除性的压迫,发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参见:向警予:《评王碧华的女权运动谈》(1923年10月10日),《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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