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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视剧中传播的女性生育文化的审视 
发布时间:2009-06-04 22:47:42  点击次数:1278次    [ 进入论坛]

     摘要:生育是影视剧尤其是家庭伦理剧与婚姻剧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影视剧所传播的女性生育文化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感情是媒介,生育是目的;生育,是联结情感、维系婚姻的纽带;生育,是女性赖以生存的需要;生育,是男人的生存之道,女人的生命之真。它给女性施加着压力,影响着女性的命运,我们有必要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女性生育文化做一个理性的思辨,让女性了解自我并树立起自我的人的意识。

关键词:影视剧  女性  生育文化  理性思辨

 

作家罗伟章说:“这个世界,既是一部死亡史,也是一部生命史;反过来讲同样顺理成章:既是一部生命史,也是一部死亡史。” [1]正因为它是一部生命史,我们的文化包括影视文化就少不了对生育文化的反映,而女性无疑是生育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在我们的文化母题中,才有对母亲的讴歌与赞颂。因此,我们应该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孕育者——女性。但是,当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制造夏娃时,就已经将女性界定为男性的附庸和奴从。这种根于人类始祖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从根本上规定了女性命运的殊途同归。在物质文明极速发展之时,社会话语权依然掌控在男性手中,处于男性意识和男权制度下的女性,其能力依然局限于几千年前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即性、家庭、生育。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是重要的,但她的意义就是性与生育。

生育,是家庭伦理剧和婚姻剧里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然而,这些影视剧里所传播的生育文化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影视剧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在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浸淫下,生育的意义并没有改变,生育对她们施加着强大的压力,成为影响她们命运的重要因素。女性,不仅是生育的承担者,也是生育的牺牲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影视剧中所传播的女性生育文化作理性的思辨。

一、感情是媒介,生育是目的

德波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直接的。有三种主要的文明形式充当了其间的中介:语言、商品和媒介。[2]在男女的爱情与婚姻里,语言就是重要的中介,它是表达感情的主要形式之一,尤其是“我爱你”这一句,它有时是爱人的心声,有时也许只是一种媒介。

《双面胶》里的亚平与丽鹃的婚姻,应该说是以感情作为基础的,可经历了一连串可以说是亚平的母亲所制造的矛盾后,丽鹃与亚平也进入到了冷战的阶段,丽鹃回了娘家,这时,亚平的父亲因肝癌将不久于人世,为了圆父亲的孙子梦,亚平决定主动和妻子和好,于是,他精心地和妻子约会,请妻子吃饭,送玫瑰花,并且动情地向妻子表白:“我爱你”,女人是感情的动物,丽鹃自然也是,她被感动了,和亚平回到了家里,不久后,如亚平一家人所愿,丽鹃第二次怀孕了。对于亚平来说,这自然是大功告成的事情,并且,为了让亚平的父亲充满希望,丽鹃每天都在公公、婆婆面前挺起那本不够大的肚子。然而,亚平呢,自从丽鹃成功地怀孕了之后,他对丽鹃的照顾就完全出于保护肚子里的孩子,而不是出于对丽鹃的爱了,丽鹃明显地到亚平已经不爱自己了,“他连碰都碰了我了。”似乎,亚平当初的表现,怎么样也是一种做作含有虚假的成分,生育一个李家的孩子,那才是目的。

电视剧《新结婚时代》里,矛盾也是在顾小西第二次怀孕并习惯性流产后爆发。此后,原本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却常常为了各自家庭所不同的生活、价值、处事等观念发生争执。相爱已经不再是何建国与顾小西的唯一内容,能否生孩子才是这对夫妻之间的关键。尽管最后何建国的父亲终于认为生男生女都是一样了,甚至同意如果不能生,领养一个也可以。但是小西与建国的感情却很难再如以前了。

人们在家里并不行使权利,因为家庭是爱的纽带,而爱是超出权利与义务之外的,[3]包括生育。如果婚姻是以生育与性为目的,那么,爱也就只是一种手段了,爱的真实性也就令人怀疑了。爱是一种需求,生育也是一种需求,但需求如果是强加给男人和女人们,作为一种强制力在发生作用,从而使他们受到困扰,那么,它就是异化的了。

二、生育,是联结情感、维系婚姻的纽带

生活并不像散步那样随心所欲,而是像火车那样身不由己。在婚姻生活中,生育对于女人来说,就是那火车,它是联结感情、维系家庭的纽带。因为在中国,有一说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传统,把生育看成了义务,构造为价值追求,婚后的女子能否生育,决定了她的婚姻的稳定问题。这就决定了女人只是生育的工具,是身不由己的,也就酿造了许多的女性悲剧。

女性是人类生命的载体,历史上的社会和文化充分肯定了她们的这一绝对优势和这种优势的创造。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生育的桂冠慢慢地却变成了紧箍咒,女性因生育被束缚在家中,成了生育的“工具”。[4]

《茉莉花开》中莉的悲剧根源就是这种生育工具文化,妇女如果不会生育,往往就会降低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家人和社会中都抬不起头,不能生育的女人就成为没有价值的女人。在莉的那个时代,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婚姻的主题往往不是爱情,而是传宗接代。“只会吃,不会养”对于大多数的媳妇来说还是最刻薄的一句话。而婆婆的这句话萦绕了莉的一生,从莉阴翳的眼神,颤抖的嘴唇,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经质女人缺乏安全感的内心。莉一生都在爱着自己的丈夫,而不能生育的痛苦使这种爱变成多疑和刻薄,她对于养女的怀疑并不是因为她自己的刻薄,而是因为她由于不能生育的阴影造成的对自己的过分不自信,于是终于不可避免悲剧的爆发。

《红颜的岁月》里李红梅与章家骏走向离婚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红梅不能生育,尽管这不能生育的原因是他们二人一起造成的,可责任却只能让女人来承担,当春梅、新华问红梅为什么要和章家骏离婚、为什么不和何志诚结婚时,红梅反复说的就是:“我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生孩子”。章家骏是三代单传,何志诚是独生子,他们的母亲都在等着抱孙子,为了让章家延续香火,她退出了章家;为了不让何家没有孙子,她牺牲了她的爱情。

同样的,如果婚姻有了危机时,生育也许就是婚姻的救命稻草。《女人心事》里罗想与严立达的婚姻,则可以说是因罗想的怀孕则延续下来的。“罗想到医院检查,发现怀孕了。严立达知道后非常兴奋。当初,罗想怀孕后是严立达要求罗想挺着肚子去乡下看望严立达的父母,有显摆的意思。结果在途中,路途颠簸,罗想流产了。这是两个人之间的遗憾,也是严立达心中的内疚。全家人为罗想的怀孕高兴,一家人团聚。”严立达由此决定斩断与林青青的情丝,全心思服侍妻子,夫妻的感情有了新的转机。

马尔库塞(H·Marcus)在其反对“压抑秩序”的理论中,对为了实现生殖目的性的“工具原则”进行了指责,从而解放人类的爱欲。但马尔库塞忽视了这其中的性别差异:如果对于男性解放的是性本身,对于女性则是从性本身的解放实现人格的解放。同样是“身体”却有不同的文化含义。解放的不同程度只能从压抑的不同程度中寻找原因。女性的身体因为性,丧失在生育的职能之中。通过对女性的性的控制造成了女性人格的丧失。同样的身体,同样的生育曾使女性从“只知其母”的女神时代堕入“女人只是子宫”而已的女奴时代;当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时候,女性走出了家庭,成为“女人”;而女性成为独立的个体从事社会生产活动时,逐渐具备竞争力时,又被告知“不要忘了,你是人类的母亲”。查拉斯图拉忠告说:“妇人的一切是迷,同时妇人的一切只有一个答语,这答语便是生育。”[5]

将女性定位为生育义务的唯一承担者,而“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传统的婚姻目的也最终以女性为承载主体。当女性不能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目的时,女性将被剥夺婚姻利益,进而导致其生存利益的受损。在现代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幸福时刻,生命的孕育当然是一种幸福。但如果我们带有目的、带有功利,它的幸福的程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三、生育,是女性赖以生存的需要

“生育”在夫妇生活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传统的婚姻说白了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  对女性说,生育既是天性使然,也可能是换作利益的筹码,是她们赖以生存的法宝。

从人性角度来说:做母亲是女性的天职,自然而又伟大。生育后代使生命得到延续。从利益角度说,这是为家族继后香灯。故此女人不但要生孩子,还要生儿子。特别传统社会有宗祠制度,有了男丁才能在家族中分一杯羹。这在《画魂》大太太对赞化说:“地里的钱现在越分越少,谁叫潘家没有男丁呢。”得到印证。因此,玉良虽然不愿和别的人分丈夫,但是自己不能生孩子,只有假借丈夫之名,把在乡下的大夫人请来,只为给丈夫生儿子。

电视剧《桔子红了》生育是原小说中的核心情节,大哥容耀华娶了三任太太,原因不是男女不平等,原因是为了要有孩子。嫣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几次假怀孕,她的人生与爱情理想,有违伦理道德观念的生育理想,那个对生育的期待,却得到了一家之主的男人和大太太的充分认定。爱情中的情欲因素,已经完全被生殖的希望所取代,这也反映了当爱情的情欲的驱使在人们的起作用的时候,人们似乎仍然会发现女人作为生育机器的作用和无法摆脱,其实就是说女人已经没有了足够的智力,来为自己的性爱角色作出解释。因为情欲的驱使的最终的结局是为了生育的目的——“只有那些没有足够的智力扮演另外角色的女人才同意做生殖的机器。”[6] 遵循生育这样的核心轨迹,秀禾是大妈用来完成生育的使者。她是大妈的理想化身,是完成她爱情的完美人选,甚至是她的灵魂的一部分。

女人生孩子,除了天命,还是保住地位的办法,也就是“母凭子贵”。像《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姨太太们,都抢着给老爷生孩子。三太太梅珊对颂莲说,现在老爷对她还感到新鲜,要是呆长了,她还不能生儿子,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颂莲听后,遂骗称怀了孩子,得到许多特权和享受,如点长命灯、天天捶脚……梅珊生了儿子后,好像仗着儿子什么都不怕,她连丈夫的祖宗都敢骂。二太太生女儿,连她自己都叫女儿“赔钱货”,为了生儿子,她挖空心思害颂莲和梅珊,只盼老爷不喜欢她们,能到自己房里来,以保全她在家庭中的利益和地位。

妇女自我精神束缚使女性在生育主体性被剥夺后,自觉的充当男性生育服务的工具,甚至以此为手段讨得男性的信任和欢心。可见,封建道德规范实际上已经融入了她的血液,成为她生存的需要。

当然,这些影视剧所反映的时代背景都带有一定的历史的痕迹,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没必要对历史评头论足,应关心的是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理想的婚姻关系应该由感情为基础,理想的生育应该是爱情的结晶。

四、生育,是男人的生存之道,女人的生命之真

《李少红电视剧女性意识两重性的文化学透视》一文对女导演李少红执导的三部电视连续剧《雷雨》、《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进行了辨证的剖析:“人们常说,男人讲生存之道,女人写生命之真。悲叹人生的喜怒哀乐、婚姻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女性艺术家所钟爱的题材选择,这些题材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感受。” [7]在对待生育的问题上,男人也更注重生存之道,注重的是生育的传宗接代,女人更看重生命之真,看重的女性的母性之真。

在传统的男性社会、男性文化中,人类的性活动和生殖活动以男性为中心是理所当然的。在据说是德谟斯泰尼的辩护词《驳斥尼埃拉》的结尾中,作者陈述了一段至今仍然著名的格言:“我们拥有情妇,是为了享受快感;我们纳妾,是为了让她们每天来照料我们;我们娶妻,是为了有一个合法的后代和一个忠诚的家庭女卫士。” [8]由此可见,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被工具化,要么是泻欲的工具,要么是生育的工具。婚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和享有特权的男女结合,惟有它才能够带来婚姻生活和合法的后代。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保证自己的继承人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生育的正当性被严格限制在婚姻当中,非婚生育被人们看作是可耻的行为,被社会所唾弃和不容。

对于婚姻伴侣中的一方——妻子的约束,是由地位、法律和习俗决定的,而且这种约束得到了惩罚或制裁的保证;而对于婚姻伴侣中的另一方——丈夫来说,婚姻的地位并没有给他强加任何明确的法规,除了给他指定了一个女人,他应该期待着从她那里得到她的合法继承人以外。婚姻不是满足性本能的唯一场所,婚姻制度是将性行为产生生育的可能性限定在婚姻的现实性之中。

在这样的法律和道德下,女人首先因为性而丧失了身体,因为身体而丧失了一切权利,性的秩序最后成了规范女性的性的秩序。《茉莉花开》中茉的悲剧根源就是生育只能限定在婚姻中,只有婚姻中的生育才具有正当性这一生育文化,虽然她的悲剧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但如今这一生育文化并没有多少改变,未婚先孕,非婚生育仍然被社会所鄙视和排斥,而在这个看似合理的冠冕堂皇的理念下,女性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男人是不受这一理念的限制的。

经历过生育的痛苦,却来不及领略做母亲的欢欣,还要面对贫穷和不被重视带来的死亡的威胁和恐惧感,以及亲人的冷漠带来的心理折磨,这双重的从身体的到心理的折磨,使得女性为生育所经历的所有痛苦都成了没有任何补偿的无价值、无意义的行为,这是对给女性带来痛苦的男性的否定,也是对社会对女性生育这一本是崇高行为漠视的否定。因为,生育不单单是个体生命行为,除了要涉及家庭外,广义上来说它更是一种社会行为,一个社会对生育、对母亲的重视程度,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表现之一,是对生命、尤其是女性生命关怀程度的体现。那块土地的原始、荒蛮,生命的无意义、无价值在女性生育这一看似简单的经历中尽得显示。 [9]

影片接近末尾时茉对花说,“如果我没有生下你妈妈,现在一切都不会是这样。”显然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是生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她并没有意识到错不在她自己,更不在孩子,而在于这个男权社会。因为那个播下生命种子的孟老板在自己的生存境况有了危险时,独自一个人携款而逃了,他忘记了茉,也忘记了正在孕育的生命。于是,在男权社会中,男人既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感情,也可以要求女人为自己生儿育女。他们讲求的是生存之道,讲求的是自己的率性与自由。

《茉莉花开》中的花阳光、坚强、勇敢,但不幸的是,她只能做一个单身母亲。让人深思的是,面对外婆的前车之鉴和丈夫的背叛,花却选择生下孩子。有一个细节是我们不能放过的,那就是医院里花看到小杜希望花流产愿望破灭时的眼神:慧狤、得意又带着些许报复。花选择生下孩子的心态是及其复杂的,其中有对丈夫的留恋,还有对丈夫的报复,更可能是一种精神寄托。但不管原因为何,所有的后果都将由她一人承担。坚强的花一个人做孕妇操,一个人给孩子胎教,甚至一个人演练从家到医院的程序。然而事情的进展并非如她所想,在大雨的夜晚,她叫不到出租车,直至在路边自己为自己生产。雨夜生产的画面相信会给每个看到电影的人以灵魂的撞击,一个女人可以坚强到如此境界,又有什么困难可以压得倒她?然而她的坚强和隐忍却让人心疼,该得到幸福的人,却又何苦受这般折磨和苦痛?[10]

从花决定生下孩子到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带着孩子搬进新居的整个过程来看,影片想告诉大家的是,孩子已成为花的归宿与寄托,孩子可以使花的生命有了新的支点。这与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是一致的,即妇女的归属性角色和获得性角色几乎都是通过传统的母性意识和行为来扮演的。这或许就是她们要用生命才能创造出生命的根源。花所看重的就是女性孕育、生育孩子这真的生命,是一种离开了男人同样要追求的生命之真。

诚然,每一次生命的降生都是以对母体的损耗为代价的,这本是生命延续中的自然,但是我国传统文化将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延续寄托在对女性的束缚上,以文化的方式将这种自然变成一种任务和负担强加给女性,它剥夺了女性享受生活和快乐以及享受成功的权利,它把女性的快乐和成功全部和生育、养育结合在一起,以此或喜或悲,并且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文化能够使人以苦为乐,甚至对痛苦甘之如饴。如果说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的,那么就应当由更多的女人视生育为畏途才对。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女性选择少生育和不生育才是最自然的。然而,文化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能够大到使人们完全忽略那一点肉体的痛苦,坚强地忍受,或木讷地忍受生育和养育之苦。是文化的力量把中国妇女造就成为‘忍痛的本领’最强的人。”[11]

其实,不只是在影视剧中,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女性在承担繁衍人类生命的同时,受传统生育文化规范的作用,逐渐地在很多方面失去了自我的意识,放弃了母亲自己的权利和需求。而作为母亲或是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这样的自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争取权利的基础,是选择健康行为、寻求幸福及和谐发展的条件。

结语

生活制造了电影、电视,电影、电视又制造了生活,影视节目赋予观众深的文化影响,我们选择什么,观众接受什么,我们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观众就认同什么,因此,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媒体作为生活形式来兜售的需求体系是被强加给单个人的,它们经由模仿而变得有效。我没有去探究剧作者在传播这些生育文化时的心态,只是我自己在看了这些影视剧时有了这样那样的感受,因此,我希望影视剧在传播生育文化时应该更多地与传播女性意识相结合。而作为女性,我们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内容也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与思想,我们应该延续生命,但作为多元的社会,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也有顺其自然的自由。作为女性,生育不是她的全部,她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才是生命的孕育者和生育的承担者。

几百年前,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了颇具警出意味的话: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在今天,我们人类同样也面临着生还是不生的抉择。生育,是人类尤其是女性的一项伟大而有着创造性的劳动。我的一个朋友说得好:上帝为什么不造人了,因为,他把造人的伟大工作交给了女性。创造并孕育生命,这确实是女性的伟大。

马克思有句妙语:如果你理性地看世界,世界也会理性地回视你。[12]我们唤醒那些盲目为人类文明唱赞歌的人们,齐心协力积极解决不可回避的共同问题。时代的变迁、价值的多元,使生育的性别维度发生了质的变化,生育的行为也在接受着性别平等的审视。但在性别平等、人格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女性都不再是生育的目的或手段,生育与否是她们基于个人利益所进行的价值选择与人格追求。

王尔德有诗云:“在苦难的时代里,我们仍然仰望星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仍然要孕育生命,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现存的生命,尤其是女性的生命。我们的媒体,尤其应该承担起这一使命。



 

 

  Email: mali.66@163.com 

参考文献:

[1] 罗伟章:《我心目中的小说》,《当代文坛》2008.4。

[2] 德波:《景观社会》, 24页,梁虹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3] [12] [匈]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周宪 许钧/主编,李瑞华译,44页,49页,商务印书馆2005.5第1版。

[4] [9] [10]转引自康娜从《茉莉花开》看中国女性生育文化,http://edu.docin.com/product-267367.html

[5] [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75页,北京:文学艺术出版社,1987。

[6] 性爱里请卸下淑女的伪装http://www.pclady.com.cn/love/sex/eros/0611/121941

[7]何祖健:《李少红电视剧女性意识两重性的文化学透视》,《当代文坛》,2003年02期,第86-88页。

[8]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188-1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1]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19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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