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正文
论湖湘文化影响下湖南现代女作家的政治情结——以丁玲、白薇、谢冰莹三位女作家为代表
发布时间:2009-03-06 10:26:22  点击次数:1398次    [ 进入论坛]

论湖湘文化影响下湖南现代女作家的政治情结

                                                            ——以丁玲、白薇、谢冰莹三位女作家为代表

                                                                   刘 明 丽[①]

                                                   (湖南商学院招生就业处  湖南  长沙  410205)

 

内容摘要

在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湖南现代女性作家中,丁玲、白薇、谢冰莹是很具代表性的三位。在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濡染下,丁玲、白薇、谢冰莹等湖南现代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中缠结着浓重的政治情结。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其创作,都深深刻上了政治的烙印。

关键词:湖湘文化、女性意识、政治情结

 

湖南现代女作家为数不少,她们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第一个写白话文小说的新女性陈衡哲,第一个以女兵形象轰炸现代文坛的女兵作家谢冰莹,第一个在现代话剧史上名垂青史的女性写手白薇,还有时代的叛逆的绝叫者丁玲,以学者兼作家身份为现代文坛注入活力的袁昌英等等。其中,丁玲、白薇、谢冰莹是湖南现代女性作家中影响力较大、成就较为显著的三位,本文就选取这三位有代表性的女作家来探讨湖湘文化影响下湖南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中的政治情结。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生在湖湘、长在湖湘的丁玲、白薇、谢冰莹三位女作家深受湖湘文化的濡染。湖湘文化传统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践履”、“重经世致用”。以屈原为代表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湖湘文化的又一重要传统。这种浓重的民族情结和经世致用的学风纽结在一起,使湖湘文化体现出来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湖南世代士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丁玲、白薇、谢冰莹这三位女作家青少年时期都在湖南度过,湖湘文化对她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都有重要的铸造功能。这三位作家成长的年代正是湖南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人才辈出、湖湘文化发出灼灼光辉的特殊历史时期。“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文化氛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她们的文化心理中去,使她们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创作的思维定势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五四”后的女性作家,丁玲、白薇、谢冰莹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的鲜明的女性意识,然而,湖湘文化精神的浸染使得这三位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同时代女性作家的特质。

其实,真正完善的女性意识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性别等多方面的内容。丁玲、白薇、谢冰莹是“五四”女性文学由众声喧哗颠入沉寂后步入文坛的现代女作家。她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女性闺阁文学自怨自艾的情感宣泄,其女性意识也超越了“五四”女性文学仅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层面而上升到推动整体女性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这三位女作家在创作伊始,就把女性的生存命运同社会紧紧连接在一起,以宽阔的视野,将女性命运与时代、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将她们的抗争与解放,汇入了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巨大洪流之中,其女性意识中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一、个人经历中的政治情结

文学与政治联姻,文人对政治钟情,这是儒家文化影响下一种很普遍的文学现象。由于现代作家大部分时期都生活在国家分崩离析、政治风云突起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和特殊的文化语境对作家们的行为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导致了现代诸多作家主观上政治意识的加强或是为数不少的作家由于环境所迫而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这在湖南作家及其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田中阳曾对这种现象有过分析:“这么多湖南出来的作家云集解放区,……,他们都如此沉潜于政治,如此热心于行政领导工作,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在丁玲、白薇、谢冰莹三位女性作家的思想意识中,似乎没有同时代男性作家那么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或者说政治抱负。她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多的体现在女性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与男性一起为国家民族的解放斗争并肩作战,并在革命实践中解救女性自我,凸显女性作为国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实现人的价值尊严。当然,我们不能忽略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对丁玲、白薇、谢冰莹的影响。在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群中,除丁玲、白薇、谢冰莹外,其他如冯铿、葛琴、关露、白朗、杨刚等,创作都具有明显的革命和进步倾向,政治意识的浓厚和民族忧患感的强烈表现得十分突出。不过,其他同时期女作家的政治热情主要是在时代氛围感染下体现的对国家民族危亡的焦虑,她们的人格个性还是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丁玲、白薇、谢冰莹这三位湖南女作家在时代政治风云和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双重夹击下政治意识更为浓厚,她们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化了的人,她们没有做到与政治保持清醒的距离来维护自身人格的独立。在现实生活中,她们都存在主动迎合政治而压抑个性,甚至依附于政治的倾向。

丁玲在创作《梦珂》、《沙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的时候,还存在思想色调比较灰暗,感情抑郁低沉的倾向。大革命的失败以及母亲密友向警予的牺牲,深深震撼了丁玲。后来,胡也频思想日趋左倾,对丁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暗合了丁玲青少年时期植下的经世济世的湖湘文化基因。她开始了由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向无产阶级大众化创作的嬗变。胡也频的牺牲使丁玲迅速倾向革命,继承丈夫遗志。1932年丁玲加入共产党后,她一生的命运就注定永远与政治缠结在一起。“她无法与革命分开,无法与共产党分开,无法不过问政治,无法与政治分开。”

1936年,丁玲从黑暗的国统区来到陕北光明的新天地,受到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赏识,完成了“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角色转变。圣地延安让丁玲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更让当时众人眼羡的是,她经常有机会与毛主席谈天说地,毛还亲自委以丁玲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的要职,这让丁玲精神上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和优越感。可以说,丁玲分享到了政治带给一个知识分子自身价值成功实现的成就感,但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丁玲对政治的依附心理。她以极其主动的姿态消弭其思想创作中存留的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和追求。延安时期丁玲所创作的一系列的作品在创作的指导思想上都是努力在向党的政策靠拢。就连一直被评论界公认的丁玲独立个性复苏,政治意识淡化的作品群《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其实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看,我们可以嗅到强烈的政治气息。丁玲怀着高度的政治敏感,触及了解放区存在的历史积淀的垃圾和遗留的传统恶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迅速克服这些缺点,使解放区更加光明。直到80年代,丁玲结束了长达20几年的由政治造成的魍魉生活后,她依然坚持:“作家就是政治化了的人。”总之,丁玲大起大落的一生始终伴随着政治的身影。她的文化心理始终定格在湖湘文化浓重的政治参与意识之中。

政治对白薇的命运掌控较丁玲要宽松得多,但这并不说明白薇是远离政治的作家。由于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白薇文化心理定势中更多的凝聚的是湖湘文化情愫,她天性就喜欢阅读关于社会问题的作品。日本求学期间弱国子民的屈辱经历,使白薇产生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而来自封建礼教和男性霸权迫害的悲惨命运,使她对通过革命形式来实现妇女解放充满了向往,“革命之于白薇,出发点和连接点都是作为一个被压迫被损害的女性对封建父权专制的反叛。”1926年,白薇放弃了官费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了热望的祖国,投入到火热的大革命中去。后来,受创造社和鲁迅的影响,白薇成为“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走上了有政治目标的革命道路。纵观白薇一生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她一直把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作为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和终极目标,并以国民身份煞费苦心的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政治主张,如怎样实现妇女解放,提高人口素质,发展国家经济等。这些主张是否可行姑且不论,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湖湘学子灵魂深处积淀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参政意识和拳拳爱国之情。同丁玲一样,白薇骨子里沉浸着强烈的政治归属感。1945年秋,她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当毛主席鼓励她“你没有倒下,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没有倒下”时,她兴奋的恍若梦中,回到家里还演戏般以背贴壁而立,不住自问:“我是倒下的人吗?”这种受宠若惊、几近失态的举动很好地印证了白薇文化心理结构中浓郁的政治情结。

谢冰莹从小就有花木兰从军的梦想。出于对包办婚姻的抗拒,在兄长的鼓励下,她终于在大革命时代圆了一回女兵梦。军营浓厚的政治氛围,军人的神圣使命,使谢冰莹的创作由《从军日记》开始便与政治结下了难解情缘。当时,她的政治使命感只是出于一个爱国青年对社稷苍生的关注和对反动政府的不满而产生的强烈的渴望承担救国兴邦重任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从军日记》、《女兵自传》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一时洛阳纸贵。谢冰莹也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女兵作家。客观地讲,《从军日记》、《女兵自传》之所以一举成名,一个重要原因是书中所描绘的英姿飒爽的女兵形象,所表达的激昂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好符合当时读者的审美阅读心理和普遍政治心态。可以说,是政治原因使谢冰莹一跃成为现代文坛耀眼的明星。《从军日记》带给谢冰莹的光环使她的创作心理和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刻上了政治的烙印。她没有同时代作家丁玲、白薇“从个人小我到社会大我嬗变”的心路历程,而是自始至终以政治视角关照社会、关照生活、关注妇女解放。其创作也一直贯穿着匡时济世、介入时政、以文救世的使命意识。

 

二、“巾帼英雄式”女性形象的反复出现

由于战争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对性别角色分工的限制,国难家仇要求人们马上都投入到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斗争的洪流中去,因此,女性也有机会摆脱传统家庭角色向外寻求人生价值。诚如李小江所言:“战争是残酷的,女人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战争却可能为参战妇女走出传统性别角色打通道路。”所以,觉醒了的女性一旦获得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就奋不顾身地投身社会大潮之中一显身手,追求那种与男人一样的驾驭生活、主宰命运的快乐。而在文学创作上,写革命,写战争,写“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女性,成为三十年代作家创作的一种时尚。紧跟时代潮流的丁玲、白薇、谢冰莹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她们与萧红以战争为背景描写底层劳动妇女的艰难、坚忍与抗争不同,萧红虽然主观上亲近革命,可骨子里始终与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对艺术的坚守和对人性温情的执着追求。丁玲、白薇、谢冰莹却以一种被政治革命完全驯服了的心态,认同了时代的群体意识,自觉地疏离了女性因性别差异而存在的困惑,特别是女性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情态。她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一系列乐观向上,坚强勇敢,对革命无比忠诚的革命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往往执着追求英雄气概,富有牺牲精神,呈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铁娘子风范。她们抛弃了传统女性“主内不主外”的传统角色,大胆走出家庭,积极投身社会革命事业,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努力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在为国家民族的解放斗争而奋斗的同时寻求女性自身解放的途径。

《田家冲》中的三小姐是丁玲塑造的第一个正面革命女性形象。也是一个为国家民族利益勇敢走出家庭,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社会型女性形象。她冲破重重阻拦参加革命,并鼓励其他女性也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中来,最后以生命的代价为进步女性投身革命活动吹起了前进的号角《新的信念》中目不识丁的陈老太婆,被日军的蹂躏得奄奄一息,可她抛弃了自身的耻辱和痛苦,以自身的屈辱经历去鼓舞村里后生保家卫国。陈老太婆就是在一次次的宣传演讲中实现传统女性走出家庭,在社会活动中追求自我价值体现的梦想。《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被日本兵抢去当了“慰安妇”,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这样屈辱的经历非但没有让贞贞自暴自弃,反而使她由一个只知“女红”的村姑转变为一个参与社会活动的革命者。而当她带着一身病痛回到自己的家乡时,却遭受到乡亲们的鄙视,称她是“连破鞋都不如”的女人。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贞贞完全以一个社会型女性达观的心态,带着亲人的误解投奔解放区延安,寻找自己全新的生活。

白薇在《打出幽灵塔》中塑造了美丽、坚强、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女革命者萧森。她在少女时代被恶少胡荣生强奸,生下女儿后去法国留学。学成归国后成了一个知识型革命女性,她积极帮助做妾的少梅离婚过自由生活,还亲手痛杀胡荣生协助女儿打出了幽灵塔。“其后,《炸弹与征鸟》中余氏姐妹分别以炸弹和征鸟般的激情投奔革命前线,在目睹了革命队伍中种种黑暗现象后,她们并没有在失望中放弃革命,反而以更激进的方式投身革命。此外,《敌同志》中的苏大姐为了民族利益而摈弃了夫妻之爱,一旦弄清丈夫是汉奸时,她大义灭亲,毫不犹豫地把枪口对准了他。 

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穿军装,足着草鞋的青年女兵驰骋沙场,风餐露宿仍然斗志昂扬,革命热情不减的精神风貌。此外,谢冰莹还塑造了“要死也要呼几个口号才死”的为革命临危不惧的十二岁小女革命者张青云(《从军日记三节》),在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词高谈革命理论的丫头主席(《丫头主席》),还有饱受凌辱后加入革命队伍为广大民众服务的伟大女性婉云(《晚间的来客》)。在《三个女性》中,谢冰莹深情讴歌了几位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的女兵。张咏芬抛弃了家里优越的物质生活,参加战地服务团来到前方,最后牺牲在火线上;吴曼为了民族大义而辞家乡的寡母,投入紧张的抗战工作,直到最后血染疆场;这些意气风发、率直豪爽,“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兵们,都用她们的实际行动在烽火硝烟的革命岁月里谱写了女性通过参与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活动从而改变自身命运的篇章。

丁玲、白薇/谢冰莹的创作将对女性个体人生的关切转化到为底层民众谋求解放的壮丽事业中去,总是自觉地发掘民族魂,也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她们心目中的优秀素质如自信、坚强、沉着等加进她所塑的人物身上,反映时代精神。以上的一系列革命女性形象便是很好的佐证。她们对“五四”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空泛迷惘成份作了切实的矫正,纵观她们的创作实绩。我们看到,虽然现代女性意识在外在形式上暂时消遁了本体性内涵,但这些女性作家以实际行动投身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并以如椽之笔表现时代风云,又何尝不是提升了现代女性意识的内涵,从女性的方面演绎了“某一时代的深刻经验”呢?

 

参考文献

①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0:149

②彭漱芬.丁玲与湖湘文化[M].海南:南方出版社.2000:65.

③丁玲.丁玲文集第6卷[G].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30—231 .

④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215.

⑤李小江.亲历战争:让女人说话[J] .读书.2002,11.

 

Talk About the politics Complex of the Modern Authoress of Hunan Under Huxiang Cultdure Influence

———Take Ding Ling , Bai Wei and Xie Bingying as representative

           LIU  MING  LI

  (Hunan Business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205)

Abstract

In Hunan modern women writers who were influenced in Huxiang culture , Ding Ling, Bai Wei, Xie  Bingying were very representative。They had the strong political complex.under governs thought being infected of very practical using, It is regardless personal career or its creations, all deeply engraved the branding of politics.

Key words:Huxiang culture; politics complex female consciousness; Ding Ling; Bai Wei; Xie Bingying;

 

个人简历:刘明丽(1978—),女,湖南娄底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单位:湖南商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

 

联系方式:

电话:0731—8686694

地址:湖南商学院招生就业处  邮编:410205

Email :liumingli2026@126.com


[①] 刘明丽(1978—),女,湖南娄底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打印该页 】【 关闭窗口
评论
签名: 验证码:
内容:
 


    暂无评论
麓山枫网站 版权所有 © 2006-2019  湘ICP备08003614
网站统计 管理登录 QQ:904518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