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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妇女的声音——妇女史/社会性别学与田野调查的结合
发布时间:2008-09-28 10:08:20  点击次数:1045次    [ 进入论坛]

聆听妇女的声音

                  ——妇女史/社会性别学与田野调查的结合

                                                                        □ 胡桂香

妇女的生命历程在以往的历史表述中多是作为宏大历史过程和重要历史事件的模糊背景而存在的。她们是正式历史中默然无声的大多数。她们的无声是由于她们的被支配地位。因此聆听妇女的声音,并将她们的声音载入历史是妇女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而要挖掘妇女的声音,就必须进行田野作业。田野作业获取资料的两个最基本方式是“参与观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也就是说,要将“所见”与“所听”结合起来。在这个提纲里,首先我将介绍几本国外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专著,然后简单地介绍一下我正在做的一个将妇女史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计划(这也是我将参加马德里会议的内容),最后我将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这个感受更多地得益于这个项目。

一、社会性别学/妇女史与田野调查结合的相关著作与论文

1、[加] 宝森著,胡玉坤译:《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本书是一部基于田野调查的社会人类学个案研究著作,调查研究的内容是云南禄村的妇女问题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曾深入云南禄村就农地制进行了一项拓荒性研究。半个多世纪之后,本书作者、加拿大学者宝森重访该地区,并进行了为期十年的田野考察。在追溯以往60年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巨变的情境下,作者围绕“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这个主题,以独特的视角与方法挖掘并梳理了缠足与纺织、农地制、农业与非农业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家庭、人口变迁及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社会性别问题,从而再现了乡土中国汉人社会性别制度嬗变的微观动态。书中的材料和数据详实可靠,分析具体入微,观点严肃谨慎,是一部广为国际社会学界关注的名著。

作者写作本书最大的目的,是要“去理解社会性别制度同农业系统是如何关联的,并审视20世纪末的革命性变化如何影响到妇女同男性以及同农田的关系。”(P4)她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老年妇女关于婚姻、妇女为自己家及其丈夫家从事的工作以及她们家的缠足活动。当然,作者并不满足于这些资料,因为“重要的是花时间去倾听妇女的声音,而不只是记录她们的数据”。(P14)因此,她对大约130个妇女进行了个案访谈,搜集这些妇女的个人生活史。从这些第一手资料中,她指出缠足的女性与免于劳动并不是密切对应,女性一样从事田间劳动,甚至于妇女在农田管理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因为按照他的计算,“妇女每年在种地上投入的劳动大约是255个劳动日,而男性为202个劳动日”(P110)同时妇女还生产出了足够多的维持家庭活动的价值。宝森在写作这本书时受到了费孝通、张之毅的《云南三村》的影响,但她作出了比费氏更精确的解释以及更全面、更充分的补充,可以说,她完善了费氏在性别问题上的空白。

2、[美] 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本书作为最早探讨社会性别、现代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人类学名著之一,着重考察了中国自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所进行的交叉重叠的现代性项目以及社会性别在其中的中心地位。作者通过比较杭州一家丝绸厂里分别在解放初期、“文革”中和后毛时代进厂的三个代群女工对工作、政治和社会性别文化的不同态度,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想象的不平等交叉中进行的各种现代性想象,以及女工们与中国各个现代性项目之间的多样关系。本书还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全书夹叙夹议。深入浅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精良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典范。1984年9月,罗丽莎进入了杭州振福丝织厂,带着新鲜、惶惑与隔膜,开始了自己的实践之旅。她的目的是想要描述振福丝织厂三代女工性别观念的构成、表现、来源及影响。伴随着女工们讲述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当时中国流行的小说或青年杂志中的婚恋描写,以及作者颇有现场感的亲身经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女性的生存景观如同画轴一样徐徐展开:对解放前进入工厂的女工来说,并不是“劳动”而是国家赋予“劳动”的意识形态内涵,改变妇女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定。从解放前搁置在男人们凝视目光下的羞耻的劳动,到被国家赋予“光荣”的阶级身份感的劳动,妇女们通过对劳动的僭越,重新建构了自己的性别主体形象。对于经历了“文革”十年步入中年的女工而言,那个历史阶段与其说是一种狂热的乌托邦教育,还不如说是一种权力观念与实践的教育。通过对权威的模仿或疏离,妇女们找到了凸现

这一代代群性别身份的有效符码。

3、[澳]杰华著,吴小英译:《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本书是有关20世纪末加入大规模城市流动——包括流动到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国农村女性经验的一项迷人研究。它在深度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理解流动者本身是如何体验流动的。作者集中关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者,特别是女性流动者的经验,关注她们谈论那些经验的独特方式,以及那些经验如何影响了她们的认同意识。通过对都市里的农家女的一手材料的说明,作者提供了关于农村女性与城/乡经验之间如何协调的有价值见解,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她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方式。本书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性别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与现代化如何在最个人的层面上得到体验的方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相关的论文有:

1、韩启澜:《跨越性别界限:“文革”时期的铁姑娘形象与知青》

2、高小贤:《“银花赛”:1950年代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

本文选取了一个小的侧面——“银花赛”,通过对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农村妇女被动员参与棉田管理劳动的这一历史过程,来分析影响和参与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从而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的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的。

3、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这篇文章以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的女性生活作为分析对象,探讨这一 革命性变迁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形态。分析资料主要来源于在陕北骥村进行的女性生活史调查,其主要方式是倾听和记录当地女性对该时段经历讲述、解释和评价。

4、贺萧:《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

本文以关中和陕 的四个村子为例,搜集了大约70个60岁以上妇女的生活史,并采访了少数在合作化时期担任地方领导的男性,目的有两个;一是呈现我们所掌握的建国初期生育行为的变化,二是就目前的各种资料探讨我们还能对过去了解多少。

当然,相关这方面的研究已越来越多,我只将我所了解以及认为非常经典的这些罗列出来,供大家分。

二、我的研究计划

受到项目以及这些著作的启发以及我对妇女史/社会性别学的热爱与兴趣,我现在正在作这样的一个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妇女与计划生育——以湖南农村妇女为例”。为什么我要作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因为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标志之一,“妇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饱受关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妇女解放就作为“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纳入到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视野中。从此以后,中国妇女解放始终与民族、革命、现代性等重大命题联系在一起。而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场改变中国几千年生育文化的革命,也是中国政府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问题而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时所推行的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它使女性的生育第一次作为一个公共话题被置于现代性话语的中心位置。着眼于这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广大的农村女性在这一生育政策不仅成为重要的动员对象,而且是这一革命当中主要的身体力行者和重要动力。既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农村妇女都是这一变革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她们当然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言说者和解释者。然而这些农村女性却因为出生地(农村)和性别(女性)而被双重边缘化了。文字记载几乎无法告诉我们这些妇女对国家政策的反映,她们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家政策话语的影响,以及在经济、社会、心理各层面她们有多大改变。她们选择什么样的避孕方式和怎样知道这些方式,这些避孕方式是否对她们产生了副作用或风险……也就是说,她们的经历和感受,她们的所思所想,她们的记忆往往无声无息,并成为历史中视而不见的缺失。

本研究试图对生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湖南农村的三个村子的妇女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这一历史性变化对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避孕方式对她们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一批农村妇女是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颁布之后最早的实践者。当我们关注女性的身份与差异的时候,我们发现早期农村妇女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处于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她们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得到解放,并希望在国家话语下能够成为一位遵纪守法的公民,另一方面,她们成为了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的身体实践者,使得计划生育措施只是针对女性而不是针对男性的计划生育,因此,输卵管结扎、上环、吃避孕药等节育措施全部落在女性的身上,当她们刚刚庆幸摆脱成为生育的工具的时候,她们发现自己的身体成为了生育的负担。据 1988年生育节育抽样调查,87% 的节育措施都用在妇女身上,当时全国 2.06亿已婚育龄妇女中,有 1.76亿采取了节育措施,其中输卵管结扎占 38.24% ,放置宫内节育器占 41.48% 。这也就是说中国有一亿多妇女面临因节育而可能带来的生育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伴随为避孕和节育而服药和使用器械,给妇女带来了副作用和风险,即使是正常的服药、手术和使用避孕器械也会有副作用。长期的节育和避孕,日积月累,妇女也会付出健康方面的代价。而秉承着重男轻女思想在农村的盛行,她们生育的思想压力也越来越重。当然,在这些迅速消失的农村的记忆中,我们最关注的是农村妇女自己的记忆和想法。

三、一点感受

以前接触妇女学/社会性别学时,从没想到田野调查能够与她挂上沟。我的第一个冲击力就是骆小戈老师做的田嫂的个案研究,这使我感到与其从单纯地在史料中发现妇女的声音或身影还不如在现实生活中挖掘女性的声音和女性的作用,因此,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项目组的许多成员(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生)都将田野调查与妇女学联系起来,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其次是我在今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之后,阅读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她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不仅聆听了她们的声音,还将她们的声音,她们的感受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这给了我勇气。

人类学研究经典之作《妮萨》的作者曾经这样陈述自己的研究:“在田野的最初数月中,我能够看到人们的相互依靠多么紧密,但是我无法理解她们是如何感受她们的相互关系和她们的生活的。我需要那些无法被观察到的信息,我需要人们开始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我询问那些妇女,作为一个女人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她们的生活中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这种从所见到所闻的关注,从观察到倾听的倾斜不仅源于调查条件的限制,而且“与一个更大的理论关怀相联系,它将叙述作为人类经验的根本特性之一”,对叙述的研究,将田野调查的重点从一群人的史记经历转向对她们所讲述的关于她们自己和她人故事的解释。通过人们所讲述的故事,田野工作者可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更普遍的社会。

 

作者简介:

胡桂香,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07级博士,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女性教育研究中心教师

Email:hgx092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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