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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的本土化问题刍议
发布时间:2008-09-17 16:22:13  点击次数:803次    [ 进入论坛]

女性主义的本土化问题刍议

                     □ 陈娟

“女性主义已经从宏大理论转向了本土研究,从父权制的跨文化分析到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复杂的历史交互作用,从女性身份的观念或是妇女利益转向女性身份的不稳定性,以及妇女需要或是关注的积极的创造和再创造。”这样一种转向主要是通过三个关键性的因素推动的,“第一,黑人妇女对白人女性主义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假设的持续、有力的批判影响;第二,性别差异日益被看作是更具可变的、更积极的特征;第三,女性主义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发展。”可见本土研究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大势所趋和意义所在,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最终旨归仍是帮助中国女性实现全面的解放。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国情,更有着和西方相去甚远的女权情势,这也是做女性研究的本土研究者们必须首先意识到的。

一、中西女权的差异分析

(一)从社会历史来考察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便可读到鲜明的性别歧视。如《小雅·斯干》中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皇皇,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典型的父权体制,“父权制、父系社会、统治关系社会模式是中华民族在原生地自己逐渐进化出来的”[1],清代的女性“贞烈说”更是将几千年来的封建父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禁锢发展到了顶点。人类的历史伴随着妇女痛苦地呻吟延伸,人类的文明耐心的等待着受压迫者的反叛。“太平天国革命应成为对中国妇女解放思想与实践具有某种原创意义和影响的划时代标志。”[2],仅从社会实践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革命一系列的解放妇女的举措,如严禁娼妓、缠足、纳妾、买卖婚姻等解放妇女的强制政策,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坚决主张摒弃封建社会的陋习,让妇女摆脱病态的柔弱,锻炼健壮的体魄。他反对女人缠足,主张女人受教育,认为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孙先生曾鼓励女界:“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3]而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问题被当作“人的觉醒”的一部分而受到男性启蒙知识分子重视。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矛盾等都是“解放妇女”运动的主将。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一系列各种保障妇女权益的社会措施被推行,妇女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地位,“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但妇女解放的历史暗藏着种种悖论,“五四”之后一度繁荣的女性文学,“并不是作为男性社会对立面的‘女人’的呼声,而是那些与五四‘儿子’站在一起,作为父权社会对立面的‘女子’的呼声。”[4]笔者认识,此处所称的“父权社会”无疑当指封建父权社会,“五四”女性的口诛笔伐只是向一个没落社会制度的挑战而非针对男权。又如新中国妇女的“花木兰境遇”[5],女性被男性给予了各种社会权利后却陷入了另一个尴尬的境地——主流社会中失去性别的人。

可以说,中国妇女从未向男性社会提出过挑战,这一点是与西方妇女的情况反差很大的。西方女性始终身处于一个稳定的以父权私有制家庭为基础的男性中心社会,所以她们不得不高举女权主义的旗帜,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和男性。而中国妇女面对着几千年压抑人性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成为天经地义的法则”[6],亦被女性内化作本能。20世纪以来的国家动荡、民族危难更让男性成为女性的同盟而非异己的力量。具有进步思想的男性把解放妇女作为反封建的一个重要部分,造成了妇女解放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造成了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权利的事实。但解放妇女却始终没有让女性回归自身,症结在于中国女性在一次次的解放运动中始终未摆脱被动位置,没有发挥过主动性。故有学者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的女性解放一直是作为武器或者工具,被各种社会思潮所塑形、所利用。”[7]此种被女性主义学者称作“自上而下”的解放妇女与西方社会有着深厚女权运动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妇女解放有着显著的区别。

(二)从文化传统考察

从哲学上说,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把女人打发到客体的位置,两性的对立非常明显,男女两性的关系往往被视为斗争关系,所以在西方有轰轰烈烈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样有声势不小的反女性主义运动。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主张天人和一,阴阳调和、互补,表现在两性关系的终极追求上是两性和谐,即女性解放亦是男性的解放。所以长久以来,在追求两性平等的进程中,西方女权激进高昴,对男性的敌对情绪较重;而中国的女性解放(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运动)则柔和得多。

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古老中国独特的农业经济和“重农抑商”的文化。而农业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保守、温顺、平和、中庸,较之崇尚示武力、进攻、冒险等的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区别。而东方女性更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典型。尽管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统治一步步加强、加深,甚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站出来反抗的女性寥寥,倒是有一辈又一辈的女性恪守着“妇道”,做着贞、节、烈女,至今在各处保存完好的贞节牌坊就是妇女血泪史的有力证明;有些女性更是从骨子是向父权制妥协,自我压抑。如张爱玲描述的:“看见一个男人,也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个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里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那个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8]

同样因为自然农业中女性经济地位的相对稳固,与西方母系社会“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语)到父权制不同,中国社会在进入父权制之后,依然有着原始母权文化的深刻遗留,传统文化中的“母性崇拜”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和道家“守雌致柔”的学说极具阴柔气质,作为一种对抗父权文化的力量,女性与男性的关系远没有到对立的程度。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几千年的封建文化里,个人、家庭和国家是三位一体的,即家国同构的。国家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在文化传统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造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集体永远是第一位而个人居其次,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于家尽“孝”于国尽“忠”的男权伦理观成为女人服从的准则,作为“第二性”的女性个人更是将自己淹没于强势的男性集体之中,从未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背离家庭和整个男权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或“历史的惰性”下,女性主义似乎要与个人主义联手才有抵抗男权话语的可能,但个人主义的先天孱弱和始终暧昧不明的定位使得被遮蔽的个性主义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凸现尚需时日。

二、女性主义本土化:理论与实践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被陆续介绍进入中国。一般来说,中国学术理论界对西方的理论向来崇尚多过置疑,缺乏批判与反思的精神,西方理论往往成为了权力话语。莫汉蒂指出,西方女性主义在提到“妇女”这个范畴的时候,常常把它看作一个先验的、统一的、有着一致利益和欲望的整体,而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它内部的阶级、种族、文化等差异的存在。第三世界妇女的特殊、复杂的处境被简单化对待,而她们常常缺乏话语权。中国女性主义即是这种情况。面对着他者/自身、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文化霸权/民族自尊心等等错综的矛盾,如何批判的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防止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霸权”,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表现踌躇。从理论上看,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成为了女性主义的权力话语,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界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带有一定的盲从性,试图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读本土本文,但当西方的理论遭遇本土的语境时总会有生搬硬套之嫌;在自身女性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上,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学理性较差,系统性缺乏。从实践上看,如何让女性主义理论切实解决中国女性的现实困境,是摆在中国女性主义学者面前的严峻问题。目前,女性主义更多是囿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圈内,女性主义研究更多的是象牙塔里的冥想或是追随着欧美女性主义研究的脚步(事实上欧美女性主义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和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方法都让国内女性学者应接不暇),而大部分处境尤堪的底层和边缘女性却不曾被“女性主义”的阳光所照,更不要说女性同伴们能借助理论解决现实的困境了,故其社会基础之薄弱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话语温和,战斗性和先锋性不强。在当下中国,有机会接触和研究女性主义的人往往受过较好的教育,拥有良好的生活条件,难以切身体会占中国大部分的底层劳动妇女的种种困难和困惑,更难以与之结成同仇敌忾的女性阵营。

中国电影理论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接受伴随着一定的隔膜,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误读和嬗变,虽然说作为西方现代电影理论之一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传入对于建设中国的电影理论有着诸多积极意义,同时也应注意比较中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实践的差异及原因。例如,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如《末路狂花》那样的“激进的、毁灭快感”的女性主义特征的电影?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社会原因:中国由政治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政治社会中艺术创作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是政治的,都是体制的意识形态的产品, 中、西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下电影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二、艺术发展和变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前,女性主义特征的电影创作是一片空白,而随着理论的引入以及在政治环境相对的宽松,女性电影工作者开始从自身性别思考世界与自身,电影逐渐由外部描述走向内心的透视,如《青春祭》等电影就透露出朦胧的女性意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中国的女性主义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区别),“西方女性主义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西方国情的产物,自然也具有浓厚的本土性。”“西方女性主义的本土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9]所以我们不能使中国的女性运动成为西方女性运动滞后的翻版,而要重视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女性主义的独特性。尽管本土的“性别诗学”远没有以一个体系的面目出现,本土理论与西方对话的局面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但这些都已经在中国女性主义者的意识之中并成为今后研究的走向。我们应该立足于中、西方差异,挖掘本土的女性主义资源,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为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总之,“只有在把握全球趋势与基本学术理念前提下对本土的语境、经验有明澈的理解,经过语境化、本土化的过程,产生的知识甚至体制才能真正在本土生根,为本国所用,也才能与世界交流分享并丰富人类的知识经验。”[10]

注释



[1]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3页。

[2]王绯.《原创性: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妇女解放(上篇)》参见《中国女性文化》NO1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3]畅引婷.《中国近代知识女性与妇女解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第84页。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5]Julia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转引自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6]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页。

[7]董丽敏.《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第9页。

[8]朱易安.《女娲的眼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9]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页。

[10]杜芳琴.《妇女学与妇女史的本土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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