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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鹿原》中的三位反叛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08-06-18 11:30:51  点击次数:2188次    [ 进入论坛]

湖南商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中文0401 李雪莉

内容摘要:《白鹿原》自1993年发表以来,就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既是一部民族秘史,又是一部中国女性秘史。其中所描写的女性形象是深刻的,丰富多彩的。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身上闪现着反叛色彩的三位女性——最具反叛意识的“红颜祸水”田小娥,具有反叛意识的新女性白灵以及具有隐形反叛性的矛盾体鹿冷氏。她们拥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生命路径但却有着相同的命运结局。本文欲通过对三位反叛女性命运的分析,揭示在封建社会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利用实料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探究作者塑造三位反叛女性的动机。最后呼吁更多的作家去倡导女性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使女性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词:《白鹿原》;陈忠实;反叛;女性    ABSTRACT                                                       

Bailu Plain has caused the intense effection i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the society since it published in 1993. It is not only a national secret history, but also a Chinese feminine secret history. The feminine images are profound, richly and colorful in this novel. The three ladies who have rebellious metal are most typical: Tian Xiao E, who has the strongest consciousness of revolt is called “the young person source of trouble”; Bai Ling is a new lady who has rebellious metal as well as Tian Xiao E; Lu Leng Shi is a contradictory lady, she has recessive rebel. They have different experiences, different life ways, but have the same destiny result. This article aims to show the ladies’ difficult hof survival enviornment in the feudal society by analysing the three rebellious ladies’ destiny. I analyse the solid material and contrast them to find the motivetion of author. At last, I appeal more writers to sustain feminine right and thei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exert the feminine independence and the creativity.

KEYWORDS

Bailu Plain;Chenzhongshi;Women;Rebel

陈忠实[1]的《白鹿原》是一部集陕西关中白鹿原的地域特色、文化背景、伦理道德、典型人物为一体带有乡土气息和时代氛围的巨著。《白鹿原》一经发表就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进行评论和研究,涉及的范畴大概有:封建历史文化、史诗性结构、女性形象研究等,其中最受关注的要数对《白鹿原》中女性世界的探究。《白鹿原》是一部民族秘史,更是一部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性秘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以人文主义的意识关注女性命运,自然也有对在封建社会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的阐释。但无论怎样,每一个作家在从自身视野关照女性命运的时候都有着不同的情怀和境界。

在《白鹿原》中为数不多却有独特意义的女性,如田小娥,白灵,赵鹏媳妇鹿冷氏等,她们与传统封建文化、伦理道德相对抗,或隐或显的表现出一定的反叛意识。作者通过塑造三位反叛女性揭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些女性被当作男子的附属品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受到社会的轻蔑和歧视。繁琐的清规戒律捆绑着妇女的身心,她们一般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更多时候拥有的要么是惨烈的实实在在的命运悲剧,要么是县志中模糊的几句“贞妇烈女”的描述。文本中的女性没有一个人是平静地自然地死去的,每一个女性都是一个悲剧,社会、历史、性格等各种因素使她们的反叛最终以失败结束。但其悲剧的深层意义恰恰在于她们表现出的一定的反叛性。

本文欲以文本中的三位女性为出发点,深入分析三位反叛女性的悲惨命运,比较她们各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表现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残害之深,进而引出对作者创作动机的研究,研究的论据主要来自于作者的写作手记与文本阐释、学术界的评论、作者生活环境与教育水平等方面的资料。分析了作者成功之处:展示一部关中女性秘史。同时也看到了作者的创作局限:第一,人物原型基本来自男性因此作家其笔下的女性成为“男人眼中的女人”;第二,分析作者受地域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其精神内核上表现出一定的矛盾与保守;第三,通过与现当代作家丁玲的作品做比较,凸现出作家对女性经验认识的不足。最后本文肯定了作者为女性的解放所做出的努力,呼吁更多的女性要掌握自己的灵魂,更多的作家通过创作充分展现女性的主体性和创造力。

一、三位反叛女性的人生命运

(一)田小娥——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红颜祸水”

《白鹿原》中写得最生动,最具震撼力,也最具反叛性的是田小娥。人们用传统思想的衡量标准把她定位为“白鹿原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女人”。[2]但田小娥恰恰是旧时期受苦难最深重的一类女性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文本中田小娥本是秀才之女,长得美丽动人,属小家碧玉。然而她的父亲却把她许配给大她几十岁的郭举人,使她成为一个“被奴役,被贱视的婢妾”。她不仅要忍受非正常的婚姻,还要忍受郭家人变态的虐待。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郭举人之所以娶她,除了将她当作玩物外,更主要的作用是为给他泡“枣”,以便益寿延年。田小娥在这样一个冷酷,缺乏尊严的没落家庭里,她不仅从未有过做人的尊严,而且在生理和精神上都倍受压抑。而黑娃的到来,却燃起了她对生活的一点渴求,她向蒙昧未醒的黑娃发出了一系列富有诱惑性的暗示,急切地想从黑娃身上得到生理的,进而心理上的满足。她和黑娃之间的感情,不再仅仅是让人不耻的偷情,而是一种被压抑已久的正常欲望的爆发,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当黑娃执著地拉着田小娥走进白鹿原时,传统的封建礼教哪里容得下这种伤风败俗、践踏男性尊严的女人?果然,以封建家长为代表的族人们包括黑娃的父母都将他们拒之门外,二人只好栖身于村外的破窑洞,但这时的田小娥宁可忍受着被亲人唾弃,被世人鄙夷的耻辱也要选择和黑娃一起过贫苦的生活“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3]这时田小娥和黑娃的关系便由单纯的性爱发展成为了“互相依恋的爱情”,从肉体的满足转到了精神上的彼此关爱。在旧社会,很多女性和田小娥的想法都是一样,她们追求的仅仅是和自己丈夫好好过日子。在田小娥看来,先前在郭家时做的所有态度决绝的反抗和奋勇的追求,都未摆脱在郭举人家里那猪狗不如的毫无尊严的处境,她想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也许是她反叛的全部原因。为了救黑娃,为了能够与黑娃一起生活下去,她受制于鹿子霖,在这种情形下,她用牺牲肉体的方法换取生存的条件。她有了反抗的意识,但没有女人的主体性,她的生存只能依靠男人。尽管最后她成功地引诱了白孝文,报了自己被辱之仇,以为这样就挽回自己精神上的自尊,结果却使她更加迷惘 “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乐。”[4]尽管她努力地回想起白孝文领着族人将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望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着:“我这回真正是害了一回人啦!”[5]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有着善良之心向往正常生活的女人。为了抚平内心对白孝文的愧疚与不安,她尿了鹿子霖一脸,用极具羞辱性的行为惩罚了这个让她害了一回人的人,但她从此又与白孝文纠缠不清。在世人的眼里田小娥以她的“无耻下贱”造成了黑娃与白孝文的“堕落”,给礼仪的白家和纯朴的鹿三家带来极大的耻辱。这一切也成为了她死在鹿三梭镖下的直接原因。当封建礼教的执行者鹿三刺杀她时,她那一声“啊……大呀……”成为她生命里的绝响,同时也惊醒了鹿三内心深处的人性与良知,这与显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最终使鹿三精神崩溃、失常。小说对小娥死后的惨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用一句“白鹿原又一次陷入了毁灭性的灾难之中”[6]将田小娥与封建礼教的冲突引向了高潮。这一场“空前的”瘟疫灾难,是她向这个不公的世界发出最酣畅淋漓的报复。作者选择了亲手杀害她的鹿三作为她的代言人。通过鹿三的口,田小娥把自己的死因和哀怨一吐而出。她向那些最终将她逼上绝路的族人进行了最仇恨的报复,在这些所谓仁义的族人面前,她诉说着无限的委屈:

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把麦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也没揉戮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就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进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把蒿子棒棒儿,你咋么找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

                                                          ——《白鹿原》  

这段哀怨之极的表白,正是她向封建礼教发出的最强烈抗争的声音。从小家碧玉到淫荡之妇,再到复仇女鬼。她就这样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不解与怨恨走完了短暂的一生。无论怎样抗争,结局依然是死。一座镇邪高塔将她永远楔进了白鹿原,哪怕是溢出的几只飞蛾也被白嘉轩毫不留情地用一把野火烧成灰烬,这些进一步表现了男权社会的强大势力对她最后一丁点反抗力量的压制。

(二)白灵——具有反叛意识的新女性

白鹿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作者曾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了白灵作为白鹿精灵的化身。如果说田小娥是出于其“弱”势,为生活和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所迫,而不得不进行反抗的话,白灵则是以其“强”势,为传统的男权社会所不容,自觉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白灵是白家唯一的女儿,也是作者塑造的一位旧时期的完美的新女性。她出生时“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桐树上叫着,尾巴一翘一翘的。”[7]所以她生来就是“灵灵儿娃”。在她身上蕴含着白鹿精灵的一切美好品性——美丽、善良、活泼大方,有很强烈的正义感。白灵生在宗法文化之家,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受到严重的影响。她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在缠足被认为是“身份和品德的代名词”[8]的封建礼教下,她毫不妥协,拒不缠足,以死相威胁,最终获得新式学堂的机会,打破了传统的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白灵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也是表现她女性意识觉醒最明显的一点。她曾不顾父亲的脸面,毅然决然地用讥讽的口吻捎信给对方,拒绝了这门婚姻,也因此父亲白嘉轩将她扫地出门,断绝了父女关系。这并不是她不孝,故意和父亲作对,而是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白灵的爱情婚姻观是建立在心灵层面上的情感默契,而不是世俗的伦理道德、金钱地位可以取代的,这正是一个渐渐觉醒的新时代女性所具备的价值观。这也是她对封建宗法礼教的一次较大的挑战。白灵勇于追求真理和正义,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她还是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她积极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寻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情,与鹿兆鹏在革命的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中情投意合,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使命。然而九死一生的她,最后却因为党内的错误惨死在同志的手中。尽管被追认为烈士,但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白灵可以说是个极具个性的女子,她从一出生就具有反叛的性格,反叛父亲,反叛包办婚姻,反叛没有共同理想的爱情,痛恨内奸叛徒……她生在封建家庭里,而且是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塑造出来的后代,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我们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凸现的女性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始终勇敢地追求自身的幸福和人格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规定。正所谓“越是遵循这种害人制度越可长寿,越是和封建宗法制度相对越是短命。女性在封建制度面前没有任何价值,爱情、事业、人生的追求都如同一张白纸。”[9]在她遇害的那天晚上,天上下起了雪,她的灵魂从活埋她的泥土中飘逸而出,幻化成了朱先生的梦,白赵氏的梦,白嘉轩的梦:

原上飘过来一只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地从远处朝我飘来哩,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去了,刚调头的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

                                                          ——《白鹿原》

这样一个有着聪慧、善良、正直、坚毅、果断、刚烈等优良品质的出色女性,就这样被毁灭了。这也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反叛女子的命运与强大的封建儒家文化力量相比较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尽管如此,白灵的一生还是非常完美的,这位独立自主的女性最后虽然成为那场斗争的牺牲品,但她悲剧性的结局却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她短暂的一生,是中国妇女摆脱传统封建礼教之束缚,迈向思想现代化历程的标志。

(三)鹿冷氏­——具有隐性反叛性的矛盾体

鹿冷氏,鹿兆鹏的结发妻子,她的命运与田小娥相比更加悲惨,让人产生强烈的同情之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婚姻曾使千千万万的中国夫妇一辈子生儿育女,相濡以沫,但偏偏鹿兆鹏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革命者,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安排。鹿兆鹏是在父亲鹿子霖的三记耳光之后被骗入洞房的,对此鹿冷氏毫不知情。她只知道新婚之夜后,就再也没有享受过性生活的欢愉。鹿兆鹏坚决远离家门,用行动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己的婚姻。而鹿冷氏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呢?她是父亲冷先生送给鹿家的一份礼物。

冷先生十分满意两个女儿终身大事的安顿。他不是瞅中白鹿两家的财产,白鹿原上就家当来说,无论白家,无论鹿家,都算不上大富大财东;他喜欢他们的儿子也崇敬他们的家道德行,都是正正经经的庄家人;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在白鹿镇行医久远之计,无论鹿家,无论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难得再这个镇子上立足;他也许不光凭他的冷峻的眼光看得出,而是凭他冷峻的神经感觉到了,“交农”事件之后白鹿两家不好愈合的裂痕。他像调配药方一样,冷峻地设计而且实施自己调和方案……

                                                          ——《白鹿原》

冷先生本意是欲结百年好合,以使得冷家在白鹿原上站稳脚跟。不料却让女儿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鹿子霖在无法左右儿子鹿兆鹏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和亲家冷先生的面子,硬撑着父亲的余威不允许鹿兆鹏休掉他的媳妇,宁可让鹿冷氏过着有名无实的弃妇式生活。鹿冷氏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传统的观念:三从四德。但她毕竟是有血有肉的女子,应该拥有正常女人的生活。她渴望异性的抚慰,而且越来越强烈,她在理念和欲望之间痛苦的挣扎着。正常的性欲得不到宣泄,独守空房的凄寂导致她性变态,以致向往田小娥的放荡——“竟嫉妒起这个婊子来”,但是当她挎着装满麦草的大笼回到自家洁净清爽的庭院时,就为刚才的邪念懊悔不迭:“自己是什么人的媳妇而田小娥又是什么烂女人。”[10]她已经呈现出矛盾的心态:从理性上讲,她看不起淫荡的小娥,但从情感欲望上,她又是非常羡慕小娥能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悲的是,她明知道鹿兆鹏是不会回到自己身边的,还要无奈地独自承受这一切,总希望在梦中与丈夫欢会,以此来支撑自己,打发那漫漫寂寞的生活。

从心理学上看,弗洛伊德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其行为的主要方向都是为了获得生理需要的满足。一个人的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的,而本我是由人各种生物本能的能量所构成。[11]性爱即是人的本能之一。对于鹿冷氏来说,鹿兆鹏的出走,封建的礼教已经剥夺她作为人的本能。她只有在想象和梦幻中渴望两性结合。许久的沉默和忍耐之后,发生了“麦草事件”,她给公公的碗里放麦草,却又渴望冲破乱伦的禁忌获得异性之爱。她所接受的良家女子式的教育只会不断否定和鄙视她的渴望,却无法消除和扼杀她的渴望。她越燃越炽的欲望不断动摇着她所接受得传统理念,但她却无力完全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将自己的欲望变成现实。痛苦、煎熬的矛盾心理不断折磨着她,最终让她精神崩溃,走入了疯境。“封建的伦理道德往往以整体遮盖个体,以理性压抑感性发展到极端,就是以刻板的礼法,戕杀人的活泼的感性生命,导致了无数个体生命的毁灭或人格的扭曲。”[12]鹿冷氏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但可悲的是大家对于她的疯甚至是死都表现的冷酷无情。鹿子霖在意的是儿媳的疯言疯语是否会引起老婆和冷先生的误解。而冷先生在意的是如何让女儿停止疯言疯语,免得让两家人难堪。为了阻止女儿胡言乱语,为了不辱门风,他无视女儿的生命和幸福,亲自配置虎狼药将女儿毒哑,最后致死。自幼受冷先生教育,在白鹿原这片笼罩着浓郁的宗法礼教的土地中生长起来的鹿冷氏,不可能像田小娥一样以“性”作为武器进行反抗,也不可能像受过新学影响的兆鹏和白灵一样用出走的方式去追求幸福。对于她,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

田小娥、白灵、鹿冷氏虽然三人命运遭际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命运结局。“红颜祸水”的田小娥与新女性白灵的反叛是较为强烈和明显的,她们为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或犯淫偷情,或抛家拒婚,尽管理有不容,然而她们曾享受过热烈的生活,这在她们已经足够了。而鹿冷氏的反叛则是一种隐性的反叛,她们给人的震撼一个比一个强烈。正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性格原因及一些偶然因素。而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固然有其性格原因,但主要责任在于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历史中“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女性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的统治下,也还渐渐地将这种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13]但是总有一些女性不甘心自己的命运从而进行反抗,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维护者却将这些反抗者送上断头台。有人曾分析过当人们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的时候,他们对待传统文化和道德在外部表现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被动的适应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的行为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得悲惨处境。二是主动反抗,即在与现实相违背的时候起来反抗,但是这种反抗缺乏理性和明确的目标,因而反抗注定是要失败的。田小娥即如此。如果说《白鹿原》中鹿冷氏是被动适应的话,那么田小娥就是主动反抗者。但是我们看到,在强大的传统文化面前个人的挣扎与反抗是那么的乏力和单薄,在这种情况下,反抗抑或不反抗,结果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例如《白鹿原》中其他女性人物:小翠,黑白玫瑰等。

在白鹿原这个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所造就的冷酷环境下,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田小娥与白灵被作为排挤的对象生活在白鹿原的边缘,甚至以外。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使她们原始生命的本能被压抑,让她们艰难地活着,挣扎着。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永远也不可能关照这个深陷痛苦却不断反叛的、不断抗争的女性。作者以田小娥与传统的抗争直到死来表现女性的反叛悲剧。在一个保守、落后、残酷的传统氛围里白灵的反叛带有一定的理性意义,而田小娥与鹿冷氏的反叛却是那么苍白无力并带有非理性的因素。面对眼前强大的传统力量,她们逃不出传统为她们所划定的游戏规则,要么妥协,被传统同化,自我泯灭生命本能;要么就反抗,被传统礼教视为不可赎的罪人,承受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打击。田小娥与白灵很明显选择后者,作者让田小娥死于自己的公公鹿三之手,而鹿三是个善良,本分的普通劳动者,可是连他也容不下田小娥。田小娥的死体现了封建礼教对胆敢反叛的女性的彻底围剿。而鹿冷氏则是两者之间的矛盾体:一方面她是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信徒;一方面她却不能抑制自己的本能,无形中在反叛。田小娥、白灵尽管走的道路不同,但她们对于自我意识、生命本能的执着追求,都是违反了千百年来白鹿原上的道德准则。通过她们的命运结局我们看出了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力量之大。

二、对作者塑造三位反叛女性的动机分析

陈忠实,1942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任教,接着担任地方书记,之后几年为了专心写作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与妻子回到故居。从他的几部作品以及学术界的评论来看,我们可以说陈忠实是一位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家,《白鹿原》则是他花了四年时间写成的一部气势磅礴、意义深厚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作品,用作者的话说:是一部民族秘史。但当我们读完作品后,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作者为什么会在文本中塑造三位反叛女性形象呢,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一)成功地展示一部关中女性秘史

在陈忠实的写作手记中我曾了解到,作者在接触大量的世界文学以前,他对乡村生活是非常自信的,因为他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而且在这里做了10年的基层干部,他所写的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的体验。但是当作者接触了大量的外国作品,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后,他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被彻底打碎了。“我顿然意识到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14]他告诉自己:“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15]

于是作者开始了对生己养己的这块土地的深入探究:

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处,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

                                              ——《关于<白鹿原>的答问》

当作者打开一部部县志时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里面的文字令他震惊,特别是看到几本“贞妇烈女”卷。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洁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让我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着某某村某某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为她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他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得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得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个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得无以数计得女性榜样得名册里,我首先感到得是最基本得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得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得抗争者的人物……后来,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

作者一步一步由史实中看到了女性的生存处境:没有任何的自主权,且处处受到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残害。这些自然而然激发起了他内心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女性鸣不平,为女性立传的想法萌生了。作者开始走进民间,走进近百年前他的村庄——白鹿原。

田小娥、白灵、鹿冷氏三人形象的塑造即是作者为众多“贞妇烈女”打抱不平的见证,是作者在女性人物群中选取的典型代表。通过塑造这三位不同性格且都具有反叛意识的女性来展示整个关中女性的秘史。以田小娥为例,她即是一类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让女人的本性得以体现的反叛女子;而白灵则代表了新时代拥有先进思想的一类反叛旧制度的女子;鹿冷氏是新旧时代和思想转折时期的典型女性的代表。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女性悲惨的命运史,她们就像流星一样用瞬间光辉点缀了男性的夜空,然后无息地陷入了难以逃脱的命运悲剧,用无奈和凄惨为自己一生画上了句号。不管是田小娥,鹿冷氏还是白灵,作者都表现出对女性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同情与怜悯——“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女性萎缩成皱褶的抹布一样的女性,对于她们来说,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是怎样痛苦煎熬到溘然长逝的……我庄严地念着,企图让她们知道,多少多少年以后,有一个并不著名的作家向她们行注目礼。”[16]

(二)作者创作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创作中的生活原型基本来自男性

作者在自己的写作手记中曾几次提到自己在民间采访时的情景。“我找到了村子里几位是我的爷辈的老汉,向他们地上一支雪茄烟。或在他的家里,或在我的刚刚易用的写作间里,我让他们将自己所记得的村子里的事记得什么便讲什么。”“然而也不是没有收获,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17]从这里可见,作者采集的素材基本上是出自男性之口及他们的所见所感,包括很多人物的故事都是出于这些男性的叙述之中。几乎从未提及通过采访女性来获得素材的经历,从作者自己讲述中也可以看出对于家族的记忆男性对他的影响较为深刻。除此之外,另一种收集方式则是大量查阅当地几个县的县志,从县志中寻找所需要的资料,而县志大多也为男性所著。也就是说作者使用材料大多是经验素材,且是男性经验素材,自然叙述中就会有男性经验的叙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即是来自众多经验素材中一个男性原型——陈忠实的曾祖父。

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坦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

2.作者精神内核上的矛盾与保守

陈忠实生长在一个封建文化底蕴浓厚的关中平原地区,对于这块土地,陈忠实在对自己的小说进行阐述时曾讲到: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这即是儒家文化的力量。而当地的“关学”与儒家文化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更是根深蒂固。“关学”是北宋张载在陕西关中地区所创建的理学学派,“关学”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为尊儒;第二为重礼,他们都把“躬行礼教”作为出世原则;第三为务实,他们继承汉代以来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关学就是儒家文化在关中地区长期积淀的结果。[18]“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克己复礼”,“遵礼重道”等都是儒家文化典型思想,而这些正好为关学所继承。文本中的几位主人公,例如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等在不同程度上践行着儒家思想文化。特别是白嘉轩,他可以说是白鹿原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理想化了的活的样板,也是“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同时也是一个“肯定的正义力量的化身”。[19]这些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们以强大的力量维护着中国宗法家族制度和文化。

作者看到了这一点,并在作品中反映了儒家文化对妇女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残害,也表现出了作者对这种文化一定意义上的痛恨。但作为读者,我们跳出文本去思考。不免会发现作者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遵循着这一文化。文中对白小娥与黑娃的偷情描写如此得赤裸,但对于革命者鹿兆鹏与白灵的性描写风格则完全不同,几乎映衬出他们身份的不同。这不正反映了儒家的荣辱观吗?文中的儒家代表人物朱先生几乎被描绘成圣人形象,即说即中,受白鹿原上老老少少的崇敬。从乡亲们为朱先生送灵就可以看出:书院门外的场地上和山坡上聚集着黑压压一片人群……人群爆发起洪水咆哮似的哭声……而且不断有人加入到凌乱不齐的送灵人群后头默默前行。同样,儒家文化的践行者白嘉轩作为白鹿原的族长以乡约约束白鹿原的所有人。对于女性,作者笔下的男主人公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女人要么是供男性发泄欲望的工具,证明男性力量强大的客体;要么是维系宗法的传宗接代的符号。白嘉轩的六娶六丧,鹿子霖在原上众多的干儿子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叛逆的黑娃归向儒家,成为朱先生最好的弟子; “不孝”的白孝文重进白鹿原的祠堂。这些不正是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回归嘛?

陈忠实看到女性的悲剧,看到了封建礼教和道德的残忍,欲塑造几位反叛女子来控诉,反抗这一切,但是当作者真正进入写作中时,思想内核上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具体则表现在作者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上:他既批判儒家一些观念,同时又在赞赏他;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了传统的封建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魅力恋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白鹿原上的农业文明已渐消失,又希望从中找到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方法。人物命运起落时刻体现着作家的思想意图,从这些细节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本身也没有突破这一点。作家传统观念的浓厚,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他的保守主义倾向。作者即使想将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先进的革命战士作为突破的象征,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当然这不仅仅是作家一个人的原因,更多的是社会、历史因素,人文原因等,作者受主观意识的影响安排心目中的完美女性白灵悲惨的死去,这也说明了作者没有找到在新时期新女性应有的生存方式。

3.对于女性经验认识的不足

从作者产生写作欲望到收集素材在到写作的整个过程来看,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是按照长辈们的说法且多为男性的说法以及自己的写作意图臆造出来的。作者一开始翻阅县志时就发现大量关于“贞妇烈女”的描述,而他笔下女性人物的产生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即从“贞妇烈女”这个概念出发的,田小娥形象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作者对于女性经验不熟悉势必会造成文本中多以男性的眼睛去观看女性,使女性成为被怜悯被拯救的对象。这也就像在电影院里的观众观看电影,他们对荧屏上的女性有评判和感觉的权利,或喜欢,或厌恶,或怜惜,或敬佩等等。一旦以这样的姿态去写作,那么作者与自己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就会存在距离感。如果以女性的眼睛,以女性的思想去看待女性,那结果大相径庭。此时的作者就不在是电影大厅里的观众,而是与自己的女主人公同时活动在电影屏幕上的一员。尽管作家陈忠实笔下的女性形象已很鲜活,但其女性形象较文本中的男性形象相比仍显单薄,且在文本中多扮演“他者”的角色,缺乏女性主体意识。女性在大多情况下,只是一个受动者,一个随着生活之流沉沉浮浮的“他者”,一个外位性的存在。[20]由于作者缺乏对女性经验认识没能对小娥等女性作立体的更有人性深度和精神力度的描摹与刻画,极少从女性的视角来设身处地观察审视白鹿原社会和小娥等她们本人的内心感受。作者没能与人物达到思想上、心灵上的深度沟通与契合,始终是看与被看,写与被写的关系。这与有些女作家相比,差异性则显而易见。比如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同样是农村题材,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贞贞也是一个反叛的角色,但给人感觉完全不一样,她不在扮演被同情被拯救的角色。其中一个原因是作者以自己丰富的女性经验和女性独特的观察视角将自己和主人公融合起来。被日寇蹂躏而染病的革命者贞贞,并没有像这位女性作家及其他女性想的、劝的那样接受一个不嫌弃自己,且自己曾深爱的,而且一直爱着自己的夏大宝。

有两次,我看见那显得精悍的年轻小伙子从贞贞母亲的窑中出来,我曾把他给我的印象和贞贞一道比较,我以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当现在的贞贞被很多人糟踏过,染上了不名誉的,难医的病症的时候,他还能耐心的来看视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弃她,不怕别人笑骂,他一定想着她这时更需要他,他明白一个男子在这样的时候,去对他相好的女人所应有的气概和责任。而贞贞呢,虽说在短短的时间中,我找不出她有很多的伤感和怨恨,她从没有表现出她现在很希望有一个男子来要她,或者就只说是抚慰吧。但她应该有些温暖才好,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似乎是无所求于人的样子,但我总以为如果有些爱抚,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去温暖她的灵魂,是必须的。我喜欢她能哭一次,找到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去哭一次,我是希望着我有机会吃到这家人的喜酒,至少我也愿意听到一个喜讯再离开。

“然而贞贞在想着一些什么呢?这是不会拖延好久,也不应成为问题的。”我这样想着,也就不多去思索了……

  ——《我在霞村的时候》

曾经因贫穷不敢正视贞贞,不敢大胆的追求爱情的夏大宝重新站在已重病缠身,名声极坏的贞贞面前,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和选择,尤其是众多的女性。

“你总得说一句呀,你就不可怜可怜你的娘么?……”

“路走到尽头总要转弯的,水流到尽头也要转弯的,你就没有一点弯转么?何苦呢?……”

一些女人们就这样劝着她。

……

贞贞出来了,可是她并没有到我的房子中去,她向后山上跑走了。

“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活该夏大宝倒霉……”

聚集在院子中的人们纷纷议论着,看看已经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便也散去了。

——《我在霞村的时候》

贞贞的决定出人意料,特别是各位包括作者在内的女性。作者巧妙地以女性眼光来审视女性,她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与男性眼中的女性性想象相比要深刻得多,且让女性形象立体化,具有一定的丰富性。例如贞贞的性格,从不同的侧面有所展示,不管是贞贞对夏大宝的爱情,还是对革命事业的态度,对世俗的看法等等,她给人的印象是善良、勇敢、坚强、上进等等,她的性格非常鲜明、饱满。贞贞选择了离开霞村,治病,读书。作者让我们看到了新女性的生活方式,看到了新女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白鹿原》中的女性也不乏鲜活的色彩,但由于作者缺乏对女性世界深层认识,缺乏和自己的女主人公的沟通与对话,从而导致文本中的女性始终是“男人眼中的女人”,这样,作者给予她们的同情也就失去了意义。她们的主体性与创造力被掩埋了,作者没能为新女性找到一条希望大道,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在此。

《白鹿原》向我们展示的三位反叛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具有代表性,她们创造了各自生命的意义,印证了女性艰难的生命史。使我们看到女性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真正在社会和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主体性与创造力,仍然有漫长的路程。作为《白鹿原》的作者,而且是一位男作家,能看到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深度残害且为其鸣不平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层次素养。陈忠实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去窥视人性,发现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生命价值,这对女性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一位担负社会责任的作家,不能将女性一味当成被解放和被拯救的对象和牺牲品。作家是有责任去倡导女性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的,应当倡导和表现男性与女性平等、和谐发展的。女性问题,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当代作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以新的观念新的方式,共同以实现女性价值为己任,让女性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样,才能将作家的立场建构在两性平等的视野上,使作品能闪烁女性的解放之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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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93年第二版,471.

[3]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A]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

[4]郑周明.《〈白鹿原〉的女性悲剧探索》.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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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赫延.在传统文化得祭坛上——分析《白鹿原》中的女性.

[7]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M].团结出版社,1993.

[8]谢成才.看<白鹿原> 对儒家文化的固守、反叛与回归. 读书与评论.

[9]郑周明.《〈白鹿原〉的女性悲剧探索》.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10]孙艳平.从笔下流出的眼泪[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3(2).

[11]唐云,觅我所失[J].小说评论,1995(6).

[1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J].文学评论,1993(6).

[13]张爱荣.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J].云南经贸大学学报,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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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成友.略论《白鹿原》《百年孤独》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视野[J].湖北大学学报,1994(4).

[16]张国俊.中国文化之二难(上)[J].小说评论,1998(4).

[17]刘成友.略论《白鹿原》《百年孤独》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视野[J].湖北大学学报,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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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建军.景物描写:《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之比较[J]小说评论,1996(4).

[21]白烨.《史志意韵,史诗风格——评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J].当代作家评论,1993.

[22]付之民:《白鹿原》中的神秘现象、性爱关系描写与儒家文化,殷都学刊2004年第三期.

[23]曹文书.《白鹿原》: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3)

[24]周朔,《物化的存在——〈白鹿原〉女性生存状态的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11).

[25]朱志云.《两难困境中的传统文化“寻根”——论《白鹿原》的主观化创作缺憾》,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4(1).

 

致  谢

经过半年的忙碌,我的毕业论文设计已经接近尾声。作为一个本科生,在写作论文方面缺乏经验,难免有许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如果没有导师的督促指导,以及同学们的支持,想要完成这个毕业论文是难以想象的。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骆晓戈老师。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骆晓戈老师的亲切关怀和耐心指导。她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论文的最终完成,骆老师始终都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骆老师老师治学严谨的精神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再次向骆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采用了先辈们关于此课题的研究成果,正是因为前辈们的探索,才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确定选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很多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培养我长大的含辛茹苦的父母,谢谢你们!

最后我还要感谢文学院和我的母校——湖南商学院四年来对我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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