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正文
比较萧红和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发布时间:2008-06-06 09:54:23  点击次数:1839次    [ 进入论坛]

湖南商学院文学院中文0501班  邵晶菲

要:萧红和丁玲都是近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女作家,当然她们的小说中所流露出的鲜明的女性意识也是其闪光的一面。同属一个时期,她们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萧红是站在女权立场上,关注底层妇女,同情女性弱点,批判男权对女性的损害,激起女性意识的自觉,维护女性自我权益,而丁玲则是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培养女性的国民意识、民族意识,克服女性自身的弱点,投身现实革命当中去。这两种创作倾向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女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词:女性意识; 底层妇女; 国族主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同时也是女权运动的活跃时期,正是这一历史契机,造就了一批以宣扬女权主义,唤醒女性意识为目的女性作家。萧红和丁玲则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

    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1]在那个中国社会最动荡的年代,在男性的权威及封建意识的压抑下,妇女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压迫、被人“吃”的社会地位,仍然在屈服、挣扎与反抗中徘徊。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日趋升温,“妇女解放”成为当时社会流行的话题,一时间,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也蔓延开来。萧红和丁玲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各自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从社会层面观照女性的生存形态和生存困境,从自然层面表现女性的生育苦难,从文化层面揭示了男性对于女性人格和尊严的践踏,批判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对于女性的束缚,这一切都使她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

    一、萧红: 底层妇女的代言人

    在2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萧红虽然算不上是大家,但却是最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女作家之一。她始终如一的关注中国下层妇女的生存状况和人生悲剧,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经历为切入点,由表现女性的生存苦难到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再到揭示封建伦理秩序对女性的残害,显示了其女性意识的逐步深入和强化,并以此来唤醒广大女性自我意识的自觉。这种创作倾向使得萧红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一)对女性生活、命运的描写与关注

    女性文学无论如何界定,都要以对女性生活、命运的描写与关注为基础。萧红把笔触伸向农村底层的广大妇女群中,形象地揭示了她们在生育与死亡中的无助忍受,在漠视与迫害中的痛苦挣扎,试图探讨和追寻着女性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1、生育过程的痛苦无奈

    自古以来,生育被看作是一种女性特有的崇高的创造性行为,但在萧红笔下,生育则成为农村底层妇女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是她们沉重人生中的一大痛苦与灾难,生育的季节也变成了女性受“刑罚的日子”。萧红以自己生育的切肤之痛,亲自“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没有意义的动物般的肉体的苦痛” [2],在《王阿嫂的死》中对生育的过程作了令人颤栗的描绘:“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3]这种生的创造,是以女性的苦刑为代价来完成的。萧红在对女性生育刑罚沉痛描述的同时,还把动物的繁殖生产直接联系到妇女生育上。“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猪狗在生产,人也在生产”[3]。萧红把女性神圣的创造行为降级到动物的广泛繁殖上,充分体现出她对于女性生命悲剧的无限怜悯与沉痛的反思。

    2、死亡结局的悲凉凄惨

    萧红对于底层妇女的死亡更是做了触目惊心的表现。《生死场》中有三种死亡方式:一是死而复生——王婆的生的意志不为丈夫的生离与死别所动,儿子反抗官府被杀后,她悲愤自杀,却在下葬时活了过来;二是初生即死——金枝怀着身孕过门,生了女孩不到满月就被丈夫摔死;三是以死毁美——全村最美的少妇月英,瘫痪后成为丈夫的累赘,下体腐烂后生蛆,最后瘦得像鬼似的死去了。而对于女性生命悲剧的毁灭,萧红没用过多的渲染,只是平淡的一笔带过。对月英的死是这样描述的:“三天以后,月英的棺材抬着横过荒山而奔着去埋葬,葬在荒山下。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预着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3]然而,在萧红对于底层女性死亡的貌似平淡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心中对于女性生命悲剧的怜惜与不平,是那种强烈的痛恨与欲哭无泪的沉重情感。

    3、生存境遇的艰难残酷

    对萧红笔下的妇女们来说,人生的起点是生育的痛苦,人生的终点是死亡的悲凉,中间是日复一日的艰难的生存。《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形象集中反映了阶级压迫下劳动妇女的生存处境。她成年累月地为地主干活,吃的却是“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在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之后,她把丈夫的骨头包在衣襟下,拖着临产的身子继续劳作。当她因为再也带不动自己的肚子而在地头喘口气时,又被张地主踢了致命的一脚而母子双亡。《生死场》中的金枝在丈夫死后来到哈尔滨艰难谋生,连做穷缝衣婆的机会都没有,想着盼望她回家的久病的母亲,金枝“为着钱,为着生活,跟了一单身汉到了他的房舍”[3], 用肉体换了一元钱。对此萧红并没有进行道德的评价,而是客观的理解同情女性求生的艰难。

   (二)对男性权威的消解和对封建意识的批判

    萧红透过当时沉重悲凉的女性生命历程,对女性命运进行了严肃深刻的思考。她敏锐地发现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就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以及封建伦理道德。因此,萧红笔下妇女的悲剧命运都深陷在男性权威和封建意识的笼罩下,而对这悲剧性的叙述也就是对对男性权威的消解和对封建意识的批判。

   1、来自男性权威的迫害与践踏

    在萧红的小说世界中,女人在男人眼里只不过是毫无地位的奴隶。男人可以随意从女人身上压榨青春,把她们当作廉价劳动力和满足性欲的工具,男女之间的性别和谐完全被性别对立所代替。《生死场》中农家女金枝怀着少女的柔情爱着成业,但成业却像动物似的粗暴地占有了她,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屈辱地嫁给了成业,“她带着身孕从早忙到晚,却常常被丈夫打骂”,[3] 甚至在金枝快要临产时,成业还要在她身上泄欲,致使金枝早产并差点丧掉性命。而成业的嫂嫂在自己丈夫面前好像一只小鼠,她说:“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3]萧红笔下这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表明了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的生存意义就是男人的工具和奴隶,表达了作者对男权世界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

    2、来自封建意识的压制与残害

    女性的悲剧命运不仅来自男权的迫害和性别的对立,还来自顽固的封建传统观念,它们像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她们的生命,造成了妇女几千年来的悲惨处境。《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姐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与磨倌冯歪嘴子结合,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人们认为这是伤风败俗,不仅辱骂她,还窥视、骚扰王大姐的私生活,王大姐终于在寂寞冷眼中死去。萧红通过对这一系列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描写,揭示出威胁女性生存的主要祸首便是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对女性身份、行为的界定,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它们像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软的锁链,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并扼杀她们鲜活的生命,挖掘出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三)个人主义的无政府创作倾向

   众所周知,萧红在个人感情和婚姻生活方面充满了戏剧性的曲折和多难。作为一位饱受封建父权和男权双重放逐之苦的女性,萧红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切的无疑是她鲜明独特的女性意识。萧红临终时曾感慨地说:“我一生最大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2]现实未能给她提供飞翔的天空,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中重构自己的内心家园。她用自己的青春与血在写作,书写自己短暂生命的快乐和痛苦。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萧红饱尝了婚姻的不幸,但是她非但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沉溺在对自身遭遇的渲染中,反而使自己的创作从不幸中升华开来,将笔触伸向了社会的下层妇女。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反思,对女性的宽容和理解,对男性权威与封建意识的抗议,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萧红独特女性意识的宣泄。在萧红生活的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当大多数作家把笔触投入到战场时,她却明确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4]这反映了萧红思想极为深刻的内容,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无政府倾向。当然,这里的个人主义并不是“长期在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浸淫渗透下的中国人”所理解的私人空间,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建构主义,即将社会底层的妇女看做是一类具有某些共同特质的“人”来解构。[5]她这种个人主义的创作倾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独树一帜,丰富了文学创作的主题,为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丁玲: 国族主义的拥护者

    萧红和丁玲虽是同一时代女性作家的代表,都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在创作上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萧红关注的始终是农村底层妇女的生活和命运,侧重表现她们的麻木、愚昧与软弱;而丁玲则把笔触伸向知识女性的命运上,把女性意识同民族意识、革命意识连结在一起,侧重表现她们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和叛逆性。而且,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经历了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过程,使女性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早期的个人主义倾向

    随着《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丁玲就以宣扬女权为目的登上文坛。这一时期,丁玲一直在追寻自我个性,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是有着先进的思想却还在现实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的知识青年。茅盾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笔下的人物“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6]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大胆表露被封建意识压抑的女性对性爱的渴望,喊出了以往任何时代都难以听到的女性的声音。莎菲是一位在大时代革命潮头波涌面前,失落在个人追求的涡流里,对生活感到悲观、甚至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她成为“‘五四’以后解放青年女子性爱上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6]  

    同时,丁玲在描写一个没落中的地主官绅阶级的青年女子,接触着“新思潮”和上海资本主义生活时所现露的意识和性格的《梦珂》里,在讲述一个贫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阿毛姑娘》里,都任情的反映着她远离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
  

    (二)后期的国族主义倾向                                                                                     

    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阶级压迫的惨烈与民族危亡的紧迫转移了文学的主导流向。大多数作家都把创作转向抗日战争题材,附和着主流的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话语,抒写着抗战时期军民的艰苦生活,呼吁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为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丁玲也顺应时代的要求,价值观由个性主义转向集体主义,把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需要联系起来,从个性意识的觉醒走向民族、革命意识的觉醒,从革命与爱情的角度来刻画时代新女性。从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后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逐渐隐匿起来,取而代之的是革命中心主义。女性意识没有单独加以强调,而是附立在集体意识和革命意识上,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并以民族意识为基点,让女性克服自身弱点,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这一切使得丁玲的女性意识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接轨,把女性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爱情VS革命

    刚刚加入左联时的丁玲处在革命和爱情难以两全的极大困惑中,广义地说,是对追寻个人幸福和为更多人的幸福而牺牲自我这两者相矛盾的困惑。

    在《韦护》中丁玲让革命战胜了爱情。主人公丽嘉是一个敢于追求爱情与幸福、敢于享受生命的新女性。她为爱情的美妙所陶醉,而韦护虽然迷恋她的美与肉体的魅力,但一旦恢复常态,便会陷入到一种自责中,暗暗埋怨她消磨了自己投身革命的意志,最终悄然而去。当爱人韦护离开后,丽嘉却觉悟起来,决心“好好做点事业出来”。 在《一九三0年在上海》的第二篇中,丁玲站在女性的立场对男革命家提出了抗议。当革命者望微向其情人玛丽抱怨她使他痛苦时,玛丽被激怒了,她向望微大声吼道:“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7]它深刻地揭示出,在男人们那看似十分堂皇的政治抱负与事业奋斗中,其实隐蔽着多么严重的男

    权中心主义的自私。然而玛丽当自己的丈夫献身繁忙的革命工作,无法满足她的爱情要求后,便愤然出走了。尽管从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女性身上,读者仍然依稀可以看到莎菲的某些影子,但又都不同于莎菲了。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被卷入了时代的大潮,都不得不面对革命浪潮而明确表现自己的取舍,她们的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进入30年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觉醒,是一种从爱情中的小女人转向时代新女性的觉悟。

    2、传统VS抗日

    1936年以后,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生活的丁玲仍致力于女性文学的创作,她敢于挑战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以那敏感而柔韧的女性心灵对革命中普通妇女的命运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思索,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文学视角和天地。

   《新的信念》讲述了一个儿孙满堂、五十多岁的陈老太婆在日本鬼子的血腥扫荡中,不仅被日军奸掠,还目睹了孙女被奸淫致死、孙子被刺刀捅死的罪孽场面。老太婆并未被传统的价值观念所压倒,她大胆的向人们袒露、控诉这种惨无人道的被蹂躏的屈辱与痛苦,唤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斗争激情。从这里我们看不到乡土中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千年规训对失节妇女的礼教讨伐,看不到陈老太婆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乡亲们似乎一夜之间都摆脱了传统习见的沉重枷锁,共同确立了杀敌报仇的“新的信念”。

    而《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的是某解放区十八岁少女贞贞遭受日军的奸淫,后又受我军指派做日军妓女以刺探情报,从而身患性病,为革命利益牺牲了个人健康,更牺牲了女性贞操。但是她的奉献和付出,不为传统道德所包容,回到家乡的贞贞备受乡亲们的道德贬斥和人格羞辱。而贞贞不向传统屈服,毅然地奔向新的生活。丁玲勇敢的向传统道德宣战,把一个众人视为“比破鞋还不如”的“不洁”的贞贞塑造成一个圣洁无比、值得敬仰的高尚人物,体现了丁玲对于在日军铁蹄下挣扎的坚强女性的赞同。

    3、女性VS解放

    不管是革命中还是解放后,男女之间并没有因为平等制度的建立而消除了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丁玲敏锐地抓住这一主题,塑造了许多仍在男权的统治下苦苦挣扎着的女性形象,再一次把批判矛头指向男权的漠视与传统的压制,呼吁女性的彻底解放。

   《在医院中》描写了一个由国统区来投奔革命的知识女青年陆萍在管理混乱、毫无责任感的医院中,以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尝试着改变这一现状,可在老革命的院长对女同志无须尊重的漠视神情与打量中却异化成一堆被他签收的草料单据。陆萍的“异化”,隐讳地揭示了革命女性虽与男人一样拥有法定的平等权利,但并不拥有作为女人的尊严权利,中国文化蔑视女人的传统并没有因为革命的介入、阶级的消灭而自动消除。丁玲对此投以无比的惋惜与愤慨,呼唤着两性之间的真正和谐。

    《夜》中那位比丈夫年长许多、完全失去女性妩媚、不能再生育的村干部何华明的老婆,难以拥有可以示人的优势和值得骄傲的经历,在革命积极,政治可靠的丈夫面前贬值得连小猫小狗都不如。无奈而无助的她,只有通过哭泣和咒骂来释放这分恐惧。小说虽然以何华明的男性视角切入文本,但这个虚拟化的男性视角在隐含作者女性视角的强烈反视中,泄露出男性中心的性霸权意识,丁玲顽强地将之解构,试图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三、余论:路在何方?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女性始终是一个被奴役被无视的群体,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处于沉默、无言的状态。只有到了近代,女性才随着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历史震荡,从黑暗、沉默、禁锢的重重枷锁中挣脱出来。因此不少觉醒了的女性作家都坚持以女性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世界与社会人生,她们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她们所看到,听到和想到的东西,是真正自觉的、独立的女性的声音。从萧红到丁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已逐渐由个人主义倾向于集体主义,换句话说,是由单纯的揭示女性悲剧根源,唤醒女性觉醒升华为将妇女解放同民族解放紧密结合,让女性积极投入社会,展现自我。

    时代在进步,人的观念也在随之改变。女性文学不再是个人的情感宣泄,而是赋予了社会以及民族的责任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女性的出路不只是要解决一个性别问题,而是与社会和民族的经济、政治、信仰、观念等多个方面紧密相关。苏珊·朗格曾说过:“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8]这种人类的情感就是要建立在社会交织而成的网中,从社会或民族的角度,重新构建时代女性的新意识。

    总之,不管女性文学如何发展,都将会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的需要。作为时代的新女性,我们能够不仅仅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而且还能走出一条真正有益于自身,同时也有助于社会和民族的发展之路吗?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徐珊.娜拉:何处是归程[J].文艺评论,1999,(1),23.

[2]刘思谦.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1993.198.

[3]萧红.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萧红[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3-274.

[4]刘慧英.女性经历和文学创作[A].骆晓戈:沉默的含义[C].湖南:湖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00.

[5]骆晓戈. 如何认识中国人的家[DB/OL]. http://www.luoxiaoge.com/Read.asp?id=440.2007-2-23/2008-3-4.

[6]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C].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80.

[7]丁玲.丁玲作品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8]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5.

打印该页 】【 关闭窗口
评论
签名: 验证码:
内容:
 


    暂无评论
麓山枫网站 版权所有 © 2006-2020  湘ICP备08003614
网站统计 管理登录 QQ:904518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