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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小说女性形象的嬗变
发布时间:2008-05-24 11:05:14  点击次数:1119次    [ 进入论坛]

                                              湖南商学院文学院中文0301蒲怡

    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猛烈冲击了封建的传统观念,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带来了福音,表现了新的觉醒,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涌现了一批自觉争取和维护妇女权利活动者。女性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作为活跃在文坛的中年女作家张洁在婚姻爱情方面更是独树一帜,她不惜自己的名誉受到严重挑战的代价,劈开布满荆棘的妇女文学之路。她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探索伦理道德题材的卓越代表,她适时地表达了新时期女性在不同阶段,对爱情婚姻、家庭自由的现实的要求,展示了女性解放的艰苦磨难的历程、艺术地再现了明理的审美理想和压抑的现实境遇之间的尖锐、巨大的矛盾,创造了感情、爱情追求上强者与现实行动中懦夫的复合形象,人格的尊严、精神的崇高、道德的健全是其创造的灵魂。同时张洁又是一位有广阔的视野的女性魅力的作家,早在1981年就发表了被评价界称誉为第一部反映我国工业战线改革的长篇力作《沉重的翅膀》,它所蕴含的生活面表现了张洁开阔的视界与 敏锐的观察。此外她还有一长串从各个角度扫描社会生活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好》、《条件尚未成熟》、《尾灯》等,但张洁最令人注目的是女性世界,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无字》分明是她的女性系列篇,包含在这一系列篇中的妇女问题的思考是异常严峻而又深沉的,既有对今日女性爱情观的表述,又有对未来婚姻的畅想;既有对至今仍阻碍妇女解放的社会因素的犀利批判,又有对妇女本身品格气质的期望,因此她的女性系列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新时期妇女解放的宣言与沉思录,这也决定了张洁是一位对外在世界有广度,对内在世界有深度的作家。

    一、执着呼唤理想真爱

    爱情,是人类始终的人生追求,对女性而言更是如此。几千年的父权制使女性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事实上,“由于女性意识,女性自我与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相冲突,因此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强大压抑和斥责,广大女性除了做与男性同样的人以外,不能有任何女性意识,特质或特定的流露,这种讳莫如深把女性降到‘空洞能指’的最低水平,其背后深处深藏着那种千百年来顽固不化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女性的鄙视和忽略”,[1][①]所以,女性主动对爱情的追求一直在被主流文化所压抑。作为女性书写者的张洁感受到生活中对女性的压抑,开始试图用笔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思索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走向,延续自“五四”后断裂了的对女性的思考。

    张洁的女性文学创作是从女性最初“寻找男性”,“寻找爱”开始的,长久以来压抑在女性心中对于理想爱情的呼唤在张洁的笔下喷薄而出。《爱,是不忘记的》是她真爱理想的宣言之作。女主人公钟雨与老干部一生在一起的时间不足24小时,手也不曾握过,但他们相恋着,这种爱超越婚姻、法律的制约,也超越道德文化的束缚,甚至不受承载肉体的局限,作为一种精神直到永恒,“不管他们变化什么,他们仍然相爱”,这是张洁的永恒的爱情理想。张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经济上已获得独立,她们对于爱情需要的是精神的契合和美好的心灵,她们从旧时的婚姻中摆脱了出来,在婚恋问题上有了崭新的价值观念,这是女性在追求自我历程中的一个进步。张洁大胆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自己也为女性喊出了“爱”的心声。

    钟雨这一女性形象同五四时期的女性形象有着鲜明的区别。五四女性为追求身心的自由结合,往往把肉体结合的自由和精神个性自由看成一回事,在她们看来,只要能够同情人相会就感到幸福,而钟雨则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她所追求的是超世俗的精神之爱,表达了她认为爱情是心灵的呼唤,精神的感应。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特征,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钟雨在精神上得到了爱情,但她的一生是痛苦的,在与心爱之人面对面是要保持精神和行动的不协调,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最终也只是违心地说:“是一个朋友”。钟雨这一人物形象从表面上看虽然摆脱了传统的属性,但她直到死也宁愿把不堪忍受的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这种坚韧顺受的精神正是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积淀。

    然而几千年来传统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女性仅仅在物质生活中独立依然没有摆脱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张洁小说中,女性崇拜着男性,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高尚的精神境界,深厚的文化修养使他们如父亲般呵护着女性,又如朋友般与她们进行心灵的交流,始终充当着女性的精神导师。女性对男性的精神依赖有别于物质上的依赖,可是实质都是一样,女性仍没有真正独立,没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传统的文化塑造和安排了两种性别类型和位置,这注定了男女两性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理解的差异,所以他们对爱的意义和领悟是截然不同的,就如拜伦所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祖母绿》中的曾令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的圣徒,在大学时代她发疯似地爱着自己的恋人左蓐,替他承担罪名,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海里救出来,甚至为了他发配边疆,在遭到左蓐背叛后,她又把她所有的爱给了她的儿子,可以说她为爱付出了一生,最终从儿子的死顿悟到了“无穷思爱”。钟雨和曾令儿可以说是张洁塑造的地道的老式的淑女,她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一种无力的反抗,常常给人一种两头不到岸的感觉,钟雨自虐般地进行着自我约束和灵魂相会的精神恋,曾令儿最后变得无怨无悔,一片超然宁静,对苦难毫无怨言地承担,然后自我满足。退而求其次地想,毕竟还有两颗年轻的心挚爱过,呼应过,多少人连这个瞬间也没有呀。“这实在是一个反叛的故事,又是一个妥协的故事,或者说是一种不彻底的反叛”,张洁笔下女性的焦虑和煎熬是刻骨铭心的,但张洁让她们隐忍、释怀、大度,以此来化解痛苦,而痛苦的背负者却以苦为乐,并沾沾自喜,年轻一代没有机会痛苦就可以被视为一种肤浅。曾令儿和钟雨一样以向现实妥协的方式将自己升华到理想的天国中去,进入精神的炼狱。这是张洁明智的逃遁,这种天国的幸福、精神的升华只能是虚构,女性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张洁早期的女性形象是用赞美的笔调歌颂她们对“爱”的虔诚,在“爱”中无计回报,无私付出的牺牲精神,但是她对传统女性价值的肯定,对女性自我表现的忽略并不因为小说的悲剧性的崇高感而消解其掩饰下的残酷与丑恶,这昭示女性在寻找自我过程的艰难和传统文化依附的不自觉性。

    二、寻求女性方舟庇护

    单纯的爱情并不能满足女性全部生活的需要,张洁在经过女性“寻找爱情”后,从爱情、婚姻这一起点跨出了新的一步,切入女性自身价值探求的剖面,将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首位。“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取妇女的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2][②]这一宣言似乎是张洁有意对前一时期女性定位的矫正。

    《方舟》中三位女人公梁倩、荆华、柳泉在追求独立人格、个人事业和理想之中付出了许多艰辛和招来许多冷眼,正如文章开头的一句话:“因为你是女人,你将格外地不幸!”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物,只应当是贤妻良母,在社会上没有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而《方舟》中三女性则是被男性离弃、侮辱、非议的离婚女人。如果她们默默地承担这一切,那么她们也可能家庭幸福,但她们清楚地看到要实现真正解放,实现自身价值,不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要求独立,而且还应该包括妇女本人以及社会对她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正确认识。妇女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她们敢于冲破旧的樊篱,追求人格的独立。然而女性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是痛苦的,她们不仅仅负起生活的全部重担,而且还要竭尽全力去得到社会的认同。柳泉等人受到魏经理等男性的纠缠,居委会贾主任的窥视,现实中“她们的生活永远是一个坎子没完,另一个坎子已经等在那里”。《方舟》中的三位主人公面前放着爱情和事业两个矛盾,到底是要爱情呢?还是事业呢?“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你就得失去做女人的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3][③]张洁正是清楚地看到女性在夹缝中的生存状态,认识到了如果没有全社会的精神觉醒,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女性的真正解放只能落入现实的窘境,而只能感叹:“做一个女人,真难”。

    梁倩、柳泉和荆华不再像钟雨和曾令儿那样咀嚼命运的悲剧,不在感情上进行自我禁锢,当她们的追求与旧道德形成尖锐的对立时,她们没有屈服于旧道德,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维护个人尊严和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她们知道要取得自身解放,首先要战胜自己,彻底与旧道德决裂,尽管现实生活很严峻,但是为了自己人格的独立,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建立新的道德观。荆华这位思想,学识都直压须眉的知识女性却不得不过着清贫而孤独的生活,柳泉在专注于工作时却陷入男女间的桃色纠葛中,以及梁倩面对繁杂的工作倾其全心而被讥笑嘲弄的苦楚,这一切构成了她们的事业和生活中的苦楚。但是有人曾说:“女性一旦披戴上精神的镣铐,就开始倔强地塑造自己足以与男性与社会抗衡和竞争,全面实现自我存在的社会形象。她们追求独立的人格、高尚的理想、丰硕的事业”。三女性正是在旧道德观的基础上,探求新的道德观,实现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钟雨和曾令儿的一生是自我束缚的一生,而三女性艰难而痛苦的一生,是对旧道德的挑战,充满了悲壮色彩,引起人们的崇敬和沉思,在钟雨和曾令儿身上我们看到传统观念的缩影,而在梁倩、柳泉、荆华的身上则可看到新的道德建立。

    为了消解两性之间的不平衡,张洁就在写作中将那些优秀的女性以无性的姿态面对事业和人生,她们只能作为“像男人一样的女人”被社会认可,她们不仅在外形上一反传统的女性形象,长得不漂亮,而且在行为举止上更没有“女性特质”,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祖母绿》是对爱的精神性质的定位和表现的话,那么《方舟》则是对女性的性别立场进行的定位。《方舟》三位女性都抽烟、喝酒,张嘴就骂人,不擅长传统女性分内的工作。法国女权主义先驱波伏娃说:“女性不是生为女人,而是变为女人的。”男性以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塑造出传统女性的特质——温柔、贤淑,女人于是就在无形中向这一定律靠拢,做一个“好女人”。张洁为了消除这种角色预先设定下的不平等,而让女性如此富有“挑战性”。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因为所谓“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实质上都是“一种‘扮演’或‘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或在秩序中按部就班地‘运作’。女性依旧没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即所谓的“我自己”,而是把男人的行为方式、价值标准作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过是“同男人一样的”男人的复制品。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其实仍然是认可了男性文化,依然未能跳出男性主义的掌心。

    三、利用“性”去报复男人

    90年代初,张洁经历了“寻找理想男性”,执着追求美好爱情和不相信爱情、男性两个阶段,此时期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将男性作为批判的重点。男性的形象由理想变丑陋,爱情不再美好和崇高,两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如果说,张洁在前两个阶段的“女性文学”创作把叙写女性的状况,思考男女平等地真谛并争取妇女解放为重心,而此时张洁以女性姿态的写作却是着力对男性的诋毁。

    在《红蘑菇》中,因为家庭违背了“男性中心”的位置和妻子在家中的决定性地位,吉尔冬便产生了自卑和屈辱感,在依赖妻子生活的同时却总在伺机报复从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在女性的眼中,理想男性形象的幻灭已不足为奇。于是从《红蘑菇》开始,张洁便转变了早期的姿态,反戈一击变为对男性的猛烈抨击,吉尔冬这样一种能力缺失,心灵荒芜的男性形象成为了张洁揭示男权社会丑陋的代表。《红蘑菇》里张洁一反以往清丽的笔调,使用了大量的火药味极浓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感情。诸如“仇恨”,“留有后手”,“歹毒的想法”,“胡搅蛮缠”,吉尔冬在此是一个高级的流氓无赖,而家庭也就成为一个战场。梦白不再像钟雨、曾令儿进行虚幻的恋爱,不再像荆华、梁倩、柳泉期待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过幸福的生活,她选择了一个有四个孩子的鳏夫吉尔冬,只为找一个般配体面地丈夫,在婚姻中,她们相互折磨对方,对对方有千百个不满意,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保持婚姻。在张洁看来,吉尔冬不值得爱,梦白没有爱的对象,不得不去爱他,从而形成了一种现代情感的尴尬。张洁的《红蘑菇》,一方面将爱从理想拉到现实,贴近生活,让人们看到了作为丈夫的吉尔冬身上的许多缺点甚至恶习,一种与大学教师和华美外表相悖德内质缺失,从而显示了被许多痴心女人深爱着的男人的本来面目,应该说它表征了张洁对爱的一种理性的进步与深刻,另一方面,梦白的如此般的爱着一个并不值得爱的男人,其所标示的意义,正是一种被传统文化束缚思想和手脚的悲哀。因为她既未通过男女双方在情感世界的共同沟通去探索爱的内质,去共构理想之爱,同时也未能从女权主义的立场去作些许反抗,她爱的是其外表,其大学教授的称号,维持一个既定的痛苦的事实,而这些,除去女性其有的爱虚荣的通病外,不难看出其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婚姻观的联系,从这一意义上审视梦白,她的爱比钟雨、曾令儿的虚幻之爱更深的一种虚幻,显示出张洁的一种更深的悲凉。

    值得注意的是,张洁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在没有刻意去避违“性爱”,而是利用“性”去报复男人。张洁早期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一种“无性写作”,她将爱情无性化,是一种崇高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体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庭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工具。”也许是因为女性在“性”中受到屈辱,在张洁笔下,“性”与“爱”分离,“性”不能侵犯到“爱”这个神圣的领域中来,早期《爱,是不能忘记德》中的男女主人公一生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在《波希米亚花瓶》中梧桐因为前夫的粗暴而影响到对男性的认可。在这些女性看来,“性”对于她们是痛苦的,只能是让她们感觉到凌辱。而现在,女性用“性”作为武器,来报复与颠覆男权社会男性对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制;《红蘑菇》中梦白与姐姐梦红共同用“性”来报复吉尔冬,“居高临下地看着赤身裸体的他”;《她吸的是薄荷味的烟》中的老女舞蹈家也是用“性”来羞辱一个意图出卖色相以求取前程的年轻男人;到了《楔子》中的“她”,则更是将仇恨推倒极致,杀死了“亲爱的敌人”,要眼睁睁地看着男人“怎样一点一滴在他手里死去”,还割下了“使男人成为男人的东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对爱和男性的恨与绝望,彻底地质疑甚至否定男性中心意义。这一时期,张洁果断地与男性做了个彻底的了断,女性无论在实际生活还是精神情感上都彻底推翻了对男性精神的依附,与男性世界形成了绝对的独立,并开始向男性世界展开报复。

    四、切号母亲历史的脉搏

    张洁的集大成之作《无字》是她创作的另一转折。它讲述是女人的历史,展现的是女性情感世界中的完整历程。小说描述了四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她们象征了女性从沉默的奴隶到寻求自我解放,树立独立人格的过程。外祖母墨荷是一个完全的旧式女人,她承受着无爱的婚姻,无怨地成为家庭的奴隶,丈夫的奴隶。墨荷认为婚姻只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与恩爱无关,她唯一能做的是为自己制造一点欢爱想象着一个根本无从想象的男人。繁重的家务,低下的身份,准确地投篮成为婚姻的一切。墨荷终于孤独地死去了,只为唯一存活的女儿叶莲子留下一滴无声的泪。叶莲子同样是个迷茫的女性,她受了一些教育,选择追求有爱的婚姻,但被丈夫抛弃后,她无路可走,带着女儿吴为在陕西农村小学以教书为主。神圣的母爱使这个欲作奴隶而不得的女性独立面对社会,承担起家庭的重任。“虽然他已做了对多年的一家之主”,但她仍然认为“一家之主非男人莫属”,她在被动的情况下取得了社会身份,却没有建立起女性独立的自我意义,终于在迷茫中孤独死去,女儿吴为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缺少父爱与他人的关怀。她受过高等教育,童年的经历使她确立了十分独立的人格意识,她对女性的境遇以及两性关系有自己的观点,她为自己的爱情理想不断努力,可是最终她的希望彻底破灭,她以为自己生活在难得的幸福之中,十几年过去后才发现这精心建造的所谓真爱并非事实,而是自己心中的幻想。吴为在“爱”中迷失了自己,她自己欣赏、爱慕及至奉献一切的胡秉寰整整纠缠了20年,在这20年中却使自己感到“无为”,最后落得身心疲惫的结果。当“爱”破灭了,吴为只剩下“疯”。这三代女人的命运从生下来就“理直气壮”信奉“不向任何人低头,永远昂着高贵的头颅”,可是到了禅月,她根本不相信“爱情”,她把爱情看作“天方夜谭”,是“没个人一生总必不可免要出的那场麻疹”,但反而是她最后获得了幸福。

    从墨荷、叶莲子、吴为这3代女人坚信爱情到禅月的不相信爱情,是一个爱情解构的过程,使读者对张洁以前的真爱理想的回顾,将其一生执着的理想爱情打破,重新阐述女性的命运与“爱”的命运,在崇高与破碎之间形成无尽的沉重感和悲剧感。显然祖孙四代的命运也是一部女人的历史,她们向我们昭示了:女性在绵长不断的苦难中挣扎,她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人生与“自我”,在不断的发现自我、寻找自我价值、角色定位,她们也越来越独立,而在这个过程中,男性角色——不管是叶志清,或是顾秋水,还是胡秉寰都在女性 面前失去意义,他们对于女性只是痛苦的因子,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男性的意义都在女性面前土崩瓦解,特别是对胡秉寰,张洁亲手把自己孜孜以求的“慈父——情人”爱情理想打虽,以次作为对自己过去的完结。这是对男性完全拒绝的姿态,张洁甚至想让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最后一点不可割断的关系也要完全斩绝:“吴为从未追认过叶家,顾家男人的血脉,豪兴她和来自这两家男性的血脉无牵无挂”,相反,她反复强调自己与叶莲子、禅月之间的深沉依恋,这一正一反恰是对传统父权秩序最彻底的反抗,对母系血缘最极端的肯定最后张洁曾说过“对与女性所经受的一切,很重很深的苦难,或者极大的欢乐,你都是没有文字可以表达的”可以说,张洁用一本《无字》对自己和女性做了“谈到极致,也浓到极致”的情感倾诉和女性生命历程的最终阐释,张洁营造的真爱理想在吴为身上残败,爱已经失语,张洁对女性自身进行审视后脱离了爱情“方舟”唱起了“母女情爱的哀歌”,完全投入到母亲的怀抱中,因为“娘家是一个嫁作他人妇的女人的唯一退身之地”,母亲的怀抱是温暖的港湾,在她的荫蔽之下即使不能逃脱灾难,也是倾诉之所,在《无字》中张洁一直强调吴为对谁的爱都是未能超过与母亲叶莲子之间的爱。这种母爱的回归不是女性走出家庭之后的退回,而是从高层次让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女人应该是什么,并通过对女性自身的历史的反思而不仅仅是从外在因素找到女性走出传统走出男权樊篱的通路,成为真正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双性共体”的女性,如《无字》中的禅月。所以,“无字”所包含的无法直说的内涵是张洁女性观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张洁对女性意识探索的新起点。

    张洁的小说,让人感受到的是作者以急切而激愤的声音为女性人格独立发出的呼喊。纵观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文坛上不缺乏具有才情的女作家,她们也从爱情、婚姻、家庭、幸福入手来表现妇女自我观念的意识和觉醒,如冰心、庐隐、丁玲等,她们的作品尽管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但这些小说无不带有比较强烈的个人情感及个性主义色彩,仅仅反映着女性的个体观念。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又从杨沫、茹志鹃等小说看到了中国知识女性寻求解放的成长历程及社会变革着的女性心路历程,那时的女性文学依然沿着社会性主体的轨道前进。然而,今天真正扛起妇女解放大旗,关心女性状态、生存价值、生存意义的作家要算张洁了,她用她的笔去表现女性的情感和心态,她把过去最蔑视的心灵隐私化为催心裂肝的呼唤,它证实了作家的思想触角正向着社会生活的更为纵深的隐秘的部分延伸。张洁在女性形象的嬗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是将社会生活的变化与自己的创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了女性对自己的思考,她早期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类美好情感的想象和向往,可是,她一旦从现实出发进行独立思考是,发现爱的企求无济于事,她的创作从私人领域转入社会领域,将个人追求与社会进步交织在一起,她的女性意识从没有离开过社会意识;二是她在创作过程中,艺术追求的不断更新,为张洁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张洁以优美恬静的叙述语言步入文坛,歌颂了生活的美好,又以揭露讽刺的叙述语言走向成熟,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这两个原因使张洁对我国女性文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女性话语一步步从男性话语中走了出来。

    张洁20多年的女性文学创作是一个漫长艰难的探索过程,从最初单极地认识女性,寻找爱情,到《无字》的错层次揭示,张洁最终是用自己的血泪来解读女性,解读爱情。她不断对女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遇进行思考,口吻讲述着女性怎样才能找回自我,在她早期清新、细腻的文笔中写了女性对爱情的忠贞不愈。对男性高大形象的崇拜,但是在一阵清风吹过,张洁的理想大厦倒塌了,她在彷徨、迷惑中选择了用辛辣、反讽的笔法寻找另一艘可以支撑她在风雨中前进的“方舟”,最终寻找了与她有着血脉相承的母亲那里。由此可见张洁在女性问题这一艰难的探索过程,她的对女性的思考是从单纯到复杂的过程,也让我们从一个反面看到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史,女性创作者们总是在创作中不断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以前所塑造出体现自己当时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在迷茫中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女性文学之路。张洁对女性进行的有力探索,生动地再现了女性在男权话语统治下所走过的道路。同时,表达了女性对于爱情能够也即男女平等友好关系、婚姻、男性及自身的理想而执着的追求。其女性意识的痛苦演变正是这一执着追求过程的文学显现。当然,这一过程中,张洁有时表现一种极端化,而这种极端表现正体现了作家最深入的情感体验。将其展开说明了作家女性主体的自觉性,也正是这种自觉性,张洁执着于对女性理想世界的构筑与思考,为女性文学写下了充实丰厚的篇章,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揭示了女性的尺寸世界,讴歌了女性自尊自强的精神,反映了妇女解放新的历史要求和内涵,可谓是维护女性自身尊严的宣言,体现了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和成熟,近期出版的《无字》也标志着她的女性意识的新起点,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代表了当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形态和心理状况,正是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构成她作品中的精华,体现了她创作的真正价值,张洁自觉地完成了女性文学的历史使命而独领风骚于摇曳多姿的女性文苑之中。

    由此可见,女性文学的探索正随着时代进入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女性必须改变和发展自己去适应这个世界,“但这种改变不是变异,而是丰富和拓展性格”[4][④]最终以健康舒缓的女性生命意识和活动给整个世界带来暖意和欣悦。在新世纪里,女性文学创作会与女性解放实践的深度互动中,不断深化并表现对女性解放和自身本质力量的体悟,女性协作可能会跳出“性别”的局囿,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男性话语的接轨,抵达“双性和谐”写作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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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 刘惠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6.

[2][②] 张洁.张洁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3][③] 同上

[4][④] 王春荣.新女性文学论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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