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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发布时间:2008-05-24 11:02:05  点击次数:474次    [ 进入论坛]

                                                                   韩少功

   “民主”仍是一个敏感的词,被有些人说得吞吞吐吐——只有美国总统布什这样的人才把“民主价值”和“民主联盟”当一碗饭,走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这也难怪,民主的概念与体制本是西方所产,从游牧时代一直延伸到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那里的民主虽一度与古代的奴隶制配套,一度与现代的殖民主义组合,但毒副作用大多由民主圈之外的弱势阶级(如奴隶)或弱势民族(如殖民地人民)消化,圈内很多人感受不会太强烈。他们即便也痛苦过、危机过、反抗过,但堤内损失堤外补,圈外收益多少可有助于减灾止损。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更多的印象来自官吏廉能、言论自由、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民主红利,有足够理由为民主而骄傲。有机构宣布:世界上前十位最廉政国家中有九个实行民主制。仅此一条,就不难使民主成为很多人的终极信仰乃至圣战目标——十字军刀剑入库以后,民主义军的炸弹不时倾泄于外。

    后发展国家似乎有点不一样。它们移植民主既缺乏传统依托,也没有役奴和殖民等外部收益以作冲突的回旋余地,各方一较上劲就只能死嗑。一旦法制秩序、道德风尚、财政支持、教育基础等条件不到位,民主大跃进很可能加剧争夺而不是促进分享。小魔头纷起取代大魔头,持久的部落屠杀、军阀割据、政党恶斗、国家解体和管制崩溃,成了这些地方的常见景观。迄今为止,20世纪一百多个“民主转型”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在民选制和军政府之间来回折腾,在安定与民主面前难以两全,前景仍不明朗。自以为民主了的俄罗斯、新加坡等不入西方政界法眼,蒙受一次次打假声讨。靠全民直选上台的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更被视为恐怖主义。中国1911年至1913年的民主,引发了时旷日久的混乱与分裂,后来靠多年铁血征战才得以恢复稳定和统一国家。1966至1968年的红色民主同样导致灾难,最后赖全面军管和反复整肃才收拾残局。毫无疑问,很多过来人对此心存余悸,对民主化的性价比暗自生疑。民主教练们虽然硬在一张嘴,硬在台面上,实际上也经常无所适从。美国就支持过皮诺切特(智利)、苏哈托(印尼)、马科斯(菲律宾)、佛朗哥(西班牙)、索莫查(尼加拉瓜)等多个独裁者。据前不久《国际先驱导报》报导:当伊拉克的爆炸此起彼伏,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的智囊们立刻向政府建言:必须在伊拉克建立独裁。

    大多后发展国家似乎一直是民主培训班的劣等生和留级生。是这些地方的专制势力过于强大和顽固吗?是这些地方缺少足够的物质资源和杰出的民主领袖?抑或这些野蛮人从来就缺少民主的文化遗传乃至生理基因?……

    这些问题都提出过的,是可以讨论的,然而误解民主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误解源自无知,源自没有操作经验,源自很多人只是在影视、报纸、教科书、街谈巷议中遥望梦中天国,对具体实践十分隔膜。这些误解者最可能把民主当成一首抒情诗而不是一张施工图,缺乏施工者的务实态度、审慎研究、精确权衡,不断总结经验的能力,还有因地制宜除弊兴利的创造性思考。一般来说,抒情诗多发生在大街和广场,具有爆发力和观赏性,最合适拍电视片,但诗情冷却之后可能一切如旧。与此不同,施工图没有多少大众美学价值,不能给媒体提供什么猛料,让三流演艺明星和半吊子记者使不上什么劲。它当然意味着勇敢和顽强的战斗,但更意味着点点滴滴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牵涉到繁多工序、材料以及手艺活,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人们马虎——否则大梁的丝毫倾斜,一批钢材或水泥的伪劣,可能导致整个工程前功尽弃。

    成熟施工者们还必明白物性万殊和物各有长的道理,不会用电锯来紧固锣丝,不会将水泥当作油漆,更不会坐在沙滩上坐想高楼。这就是说,他们知道民主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知其短故能用其长。

    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现有民主,其实也有力所不及之处,有一用就可能出错的地方:

    涉外事务——用民主治理内部事务往往有效,反腐除贪、擢贤选能,伸张民意等等是人们常见的好处。但一个企业决议产品涨价,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顾客的钱包。一个地区决议修水坝,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邻区的航运和灌溉。一个个国家的民选议会还经常支持不义的对外扩张和战争。对印地安人的种族灭绝就曾打上入侵者或宗主国的民主烙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得到民主声浪的催产:一旦议员们乃至公民们群情激奋,本国利益最大化顺理成章,一些绥靖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议案就得以顺利通过民主程序,让国际正义原则一再削弱,为战争机器打燃引擎。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故,与其归因于小人操纵民意,勿宁说是制度缺陷的常例。民主者,民众作主也,意指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体制。如果这一界定基本合理,那么以企业、地区、民族国家等等为单元的民主,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从一开始就违背这个原则:外部民众是明显的利益相关者,却无缘参与决策,毫无发言权与表决权。这算什么民主?或者说这种民主是否有重大设计缺陷?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半聋半瞎的民主是否也可能内善而外恶?

    涉远事务——群体如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表现于追求现时利益最大化,对远期利益不一定顾得上,也不一定看得明白。俄国的休克疗法方案,印度的锁国经济政策,都曾是民主的一时利益近视,所谓远得不如现得,锅里有不如碗里有,从长远来看却属于令人遗憾的自伤。美国1997年拒签联合国《京都协议书》,就是以为气候灾难与生态危机还十分遥远,至少离美国还十分遥远。美国长期来鼓励高能耗生活消费,也就是以为全球能源枯竭不过是明日的滔天洪水。较之这些远事,现时的GDP和经济繁荣似乎更重要,支持社会福利的税收增长似乎更重要。但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以及主流民众考虑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美国了吗?——那时候的美国民意还在初孕期。考虑到美国的子孙后代了吗?——那时候的美国人更不可能到场。于是,那么多利益相关者缺席,接下来却无辜承担另一些人短期行为的代价,再次暴露出民主与民本并不是准确对接。正是为了抗议这一点,一些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的组织者最喜欢找一些儿童来诵诗、唱歌、发表宣言、制定决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象征性的儿童参政不过是预报未来民意的存在,警示民主重近而轻远的功能偏失。

    涉专事务——民众常有利益判断盲区,就算是民意代表都戴博士帽,要看懂几本财政预算书也并非易事,更遑论其它。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远见卓识者在选票上并不占有优势,特别是在一些涉及专深知识的话题上,如果不辅以知识教育与宣传的强力机制,那么民主决策就是听凭一群外行来打印象分,摸脑袋拍板,跟着感觉走。由广场民众来决定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功罪,由苏维埃代表来决定沙皇和地主的生死,由议会来决定是否修一座水坝或是否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这样的决策并无多少理性可言,不过是独裁者瞎整的放大。不久前,中国一次“超女”选秀大赛引起轰动,被一些外国观察家誉为“中国民主的预演”。有意思的是,能花钱和愿花钱的投票者能否代表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文艺实行“海选”式大民主,很可能降低社会审美标准,错乱甚至倒置文明的追求方向。文艺如同学术、教育、金融、法律、水利或能源的技术,有很强的专业性,虽然也要适度民主,但民主的范围和方式应有所调整和变通。对业内很多重大事务(自娱性群众文艺活动一类除外)的机构集权似不可少——由专家委员会而不是由群众来评奖、评职称、评审项目,就是通常的做法;用对话协商而不是投票的方式来处理某些专业问题,也是必要的选项。专家诚然应尊重群众意见,应接受群众监督机制,但如果放弃对民众必要的引导和教育,人民就可能异变为“庸众”(鲁迅语),民意就不是时时值得信任。否则孔子就会不敌超女,《红楼梦》就会被变形金刚覆盖,色情和迷信网站就可能呼风唤雨为害天下。也许经历过不少痛苦经验,柏拉图一直主张哲学家治国,认为民主只会带来大众腐败,带来“彻底的价值虚无”(no one of any value left)。孔子强调“上智下愚”,与商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一说相近,把希望仅仅寄托于贤儒圣主。他们的精英傲慢令人反感,天真构想也不无可疑,但他们承认民众弱点的务实态度却不失几分片面的诚实,至少在涉专事务范围内可资参考。人们在“文革”期间质疑工宣队和农宣队全面接管上层建筑,在市场化时代质疑用市场(包括部分工农兵在内的消费者)来决定一切,特别是决定人文与科学的价值选择。他们只是受制于时代的某种思想风尚,不敢像古人把实践体会变成理论,说得那么生猛和刺耳。

    按照现代的某种标准,柏拉图和孔子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主张“精英加权制(一人五票或十票)”,同样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这样私下想一想尚可,说出口就是愚蠢,就是自绝于时代——不拍民众的马屁,岂不是自己制造票箱毒药?贵族统治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思维与言说的安全标准必须随之改变。眼下无论左翼或右翼的现代领袖,无论他们是高喊“人民万岁”还是高喊“民主万岁”,其实都是挑人多的一边站,自居民众公仆的角色,确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这当然没有错。民众利益确实是不可动摇的价值基点,是文明政治的宗旨所系。但有一些他们经常含糊其辞的话题还需要提出:

    民众利益与民众意见是不是一回事?

    民主所释放的民众意见又是不是可靠的民众意见?或者怎样才能成为可靠的民众意见?

    这是一些基础性的哲学问题,民主的施工者们无法止步绕行。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算得上一个政坛老手。在不久前出版的《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他指出“铅字共和国”正在被“电视帝国”侵略和占领,电子媒体已可以成功对民众洗脑,“被统治者的同意”正逐渐成为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购买。据他回忆,他的竞选班子曾建议投放一批电视政治广告,并预计这笔钱花出去以后,他的支持率可以提高几个百分点。他开始根本不相信这种计算,但令他大跌眼镜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是错的而助手们是对的——一张张支票开出去以后,支持率不多不少果然准确上升到了预估点位,民众的理性竟然如期被劫持。人们不难看出,这个时代已用电视取代了竹简,已用光缆取代了驿道,很多人的大脑不过是一些电子声色容器,民意的原生性和独立性易遭削弱,民意的依附性与可塑性却正在增强。在很多时候,由权力和金钱支配的媒体正在成为庞大的民意制造机,“可以在两周之内改变政治潮流”(戈尔语)。不仅如此,组织竞选集会是要花钱的,雇请公关公司是要花钱的,“涮楼”(港台语)拜票是要花钱的,延揽高人来设计候选人的语言、服装、动作、政策卖点等等也是要花钱的……美国总统竞选人都必须是抓钱能手,必须得到财团、企业、贵族、部分中产阶级等有效出资者的支持,手里若没有一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就只能死在预选门槛之外。一个中国的贪官也看懂了其中门道,因此贪污千万却一直省吃俭用家贫如洗。据他向检察机构交代:他积攒巨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投入竞选(见海南戚火贵案相关报导)。可以想象,如此高瞻远瞩的贪官在中国何止一二?他们都已活明白了:只要大家都爱钱,烧钱就是购买民主的硬道理。在一个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在专制者几乎都转型为资产者的情况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原教旨已变成“N元一票”的民主新工艺。

    政教合一结束以后,不幸有金权合一来暗中补位。选民们放弃投票的无奈和冷漠流行病一般漫延,是这一事态的自然结果。

   人们就不能采取更积极一些的反抗么?比方说用立法来限制各种政治、资本、宗教势力对媒体的控制?比方说限制主流媒体的股权结构和收入结构、从而确保它们尽可能摆脱金钱支配、尽可能体现出公共性和公平性?……再不济,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为赞赏的“抽签制”(某些基层社区已经用这种方式来产生维权民意代表)来替代选举制,是否也能多少稀释和回避一点伤劣民主之害?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殚精竭虑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着对金融、贸易、生态、交通、玩具、化妆品、宠物食品的管理,MBA大师满街走,法律文本车载斗量,但不论是民主行家还是民主新手,在政治制度创新方面都经常裹足不前和麻木不仁。权势者更不愿意展开相关的政治辩论——因为这只能使权力合法性动摇,使貌似合理的现存秩序破绽毕露,从而危及他们的控制。他们更愿意在“民众神圣”一类慰问甜点大派送之下,继续熟练地操作各种黑箱游戏。

    民众并不是神,正如领袖不是神,并无天生的大爱无私和全知全能。因此理性的民意需要培育和保护,需要反误导、反遮蔽、反压制、反滥用的综合制度保障,才能使民主不被扭曲,从而表现出相对于专制的效益优势,于是民主之下的贪腐更少而不是更多,社会更安而不是更乱,经济更旺而不是更衰,人权更能得到保护而不是暴力横行性命难保……特别是在涉外、涉远、涉专等上述事故多发地带,原版民主的制度修补不容轻忽:从更高标准来看,一个企业光有董事会民主和股东会民主是远远不够的。更合格的企业民主一定包括员工民主(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顾客民主(价格听证与监管制度)、社区民主(环境听证与监管制度)等各个层面,包括这个丰富民主构架下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力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以防“血泪企业”、“霸王企业”、“毒魔企业”在民主名义下合法化。一个民族国家光有内部民主也是有隐患的。考虑到经贸、技术、信息、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化现实,更充分的民主一定包括睦邻和利他的制度设计——就像欧盟的试验一样,把涉外的一部分外交、国防、金融权力从民族国家剥离,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民主机构,以兼顾和协调各方利益,消除民族主义的利益盲区,减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

    可以预见,如果人类有出息的话,新的民主经验还将层出不穷。一种以分类立制、多重主体、统分结合为特点的创新型民主,一种参与面与受益面更广大的复合式民主,不管在基层还是全球的范围内都可以期待。作为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民主面临着新的探索旅程。

    中国是一个集权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百年来在体制变革方面寻寻觅觅进退两难,既受过专制僵化症之祸,又吃过民主幼稚病的亏——后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长不多,有时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终结果是损害民主的声誉,动摇人们的民主信心,窒息人们对民主的深度思考,为集权专制的复位铺垫了舆论压力。中国1911至1913年与1966至1968年的民主,就是这样分别使军人铁腕成为了当时的民心所向。从这一点看,专制僵化症与民主幼稚病是一体两面,共同阻滞了政治改革,使各种山大王和家长制至今积习难除。

    丘吉尔有名言:民主是 “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尽管集权乃至专制也能带来社会稳定,也能支持经济发展,但至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民主的繁荣如同没有白血球的肥体,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量与日俱增,需要更灵便、更周密的信息传感系统和调控反应系统。一个官僚体系掌控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和财政资源,如无民众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团,无异于定时炸弹遍布各处,造成“矿难恐怖主义”、“药价恐怖主义”、“污染恐怖主义”一类应接不暇,也使体制内忙碌的劝诫与查办成为杯水车薪。另一方面,身处一个因特网和高速公路的时代,民众的知情触角已无所不及,能轻易地穿透任何铁幕,其相应的参与、分享、当家作主的要求如未及时导入建设性的政治管网,不满情绪一旦积聚为心理高压,就可能酿成破坏性的政治风暴。事实多次证明,任何一个再成功的现代君王也总是危险四伏。当年发展经济和改善福利并不算太差劲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君,刚被英国女王授了勋章,马上就死在本国同胞的乱枪之下,不能不让人深思。

    只是丘吉尔的名言还可补充:即民主不仅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而且民主本身还可以更好,还需要革新升级,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实现民主功能的更完善,在一个复杂世界里实现民主形态的更多样。以民主进程中后来者的身份,后发展国家缺乏传统依托,却也没有传统负担,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仅借鉴西方的普选制、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制等管理经验,还可以充分利用本土的一切制度资源,比如君权时代的“谏官”制、“揭贴”制以及“禅让”制,比如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政治协商”、“民主生活会”以及“职工代表大会”,比如市场时代的“法案公议”、“问卷民调”、“测评打分”、“网上论坛”以及“消费者维权”……这一切或多或少带有民主元素的做法,一切曾经有助于善政的举措,都可以通过去芜存菁而得到整合与汲收,从而培育出民主的本土根系,解决所谓民主“水土不服”的难题;同时也丰富和扩展民主内涵,为人类政治文明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一个文明复兴的大国,在追求富强的过程中理应有此抱负和责任,不可或缺制度创新的智慧。

    几年前,笔者遇到一位瑞典籍学者兼欧盟官员。他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更是一种交往习俗和生活方式。他引导笔者走进一座旧楼,参观他们主办的妇女手工活培训班,职工读书沙龙,还有社区青年的环保画展,说这都是很重要的民主。因为分裂而孤独的个人“原子”状态就正是专制的理想条件,人们只有经常在一个共同体内交流、参与以及分享,才可能增强民主的意识与能力,才可能有民意的形成、成熟以及表达,包括消解某些媒体的洗脑误导。在他看来,欧盟民主的希望与其说在于电视里某些政治秀,勿宁说更在于这些老百姓脸上越来越开朗而自信的表情——他和他的同道正为此争取更多的预算、义工以及国际性讨论。

    这是一个满头银发的长者。

    可惜我的几个中国同行者听不懂他的话,对捞什子手工活一类完全不感兴趣,一个个东张西望哈欠滚滚,只想早一点返回宾馆。连译员也把“民主”一词译得犹犹豫豫,好像老头说跑了题,好像自己耳朵听错了话——这些鸡毛蒜皮与伟大的democracy能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有大街和广场上的激情才够得上民主的劲道。

    银发长者有点沮丧,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正是这尴尬一刻,成为了本文的缘起。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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